吴又可，明代著名的医学家，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活在公元1587—公元1657年间。当时，在封建统治和瘟疫猖獗的情况下，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根据记载，当时瘟疫发生频率比较高，而且范围特别广，1641年的瘟疫就遍及山东、河北、浙江、江苏等省。瘟疫的流行和传染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但是当时的医生对瘟疫没有好的治疗方法，这促使

吴又可潜心于对痕疫的研究和钻研。他在借鉴前人对瘟疫的研究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瘟疫的细致的观察和临床治疗，在1642年写出了《瘟疫论》—书。

他在《瘟疫论》中提出瘟疫病是由＂戾气”引起的，书中还对“戾气”进行了细致的记述。他认为戾气是物质的，可以采用药物制服；戾气是通过口鼻进人体内，但是戾气是否能够导致瘟疫还要取决于戾气的毒力和量以及人体的抵抗力；戾气可以分成很多种类，种类不同的戾气侵犯脏腑的部位不同，所以引发的疾病的种类也有所不同；引发人类产生瘟疫和禽兽的瘟疫的戾气也是不同的；戾气不仅能够引发瘟疫，还可能会引发痘疹和疔疮等外科化脓感染。

《瘟疫论》中所记载的瘟疫病种类繁多，比如伤寒、感冒、大麻风、斑疹等，同时对“戾气”的记载也是非常全面的，这些发现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状况下是难能可贵的。在他之前，人们经常把外科疾病感染的原因归结为体内的“火邪”，吴又可却把它归结为“戾气”，这是中医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为以后的瘟疫疾病的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吴又可在此书中还对伤寒病和瘟疫病进行了一系列的比较，其中包括二者的病因、证候、治疗、侵入途径等方面，这种对比丰富了瘟疫病学说的内容，对瘟疫病和伤寒病的治疗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吴又可在治疗瘟疫病方面的创新使我们现代人受益匪浅，他的关于“戾气”致病的学说在现在的瘟疫病和传染病方面来说还是十分先进的。另外，他关于“戾气”的学说，给后世中医学家留下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因为关于“戾气”的物质本体，吴又可还没有给出详细的说明，人们可以按照他的思路，沿着他的脚步在瘟疫病研究上继续前进。

刘纯，明朝太医，生于公元1340年，卒于公元1412年，享年72岁。著有《医经小学》、《玉机微义》、《杂病治例》、《伤寒治例》、《太素麻诀》及《寿亲养老补遗》等书，刘纯指出：“经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夫正气衰者有三：过饱，气恼，不劳，故而养生者以十条克之。”

第一条：“晨起胃气最弱，故而饮凉水以激胃气，此为养生第一。”

第二条：“午时喝保元汤勿食肉，进补而避肉毒，又进粗食小菜以裹肠毒，谓之七分饱。此为养生第二。”

第三条：“饭后小憩，以养精神，此为养生第三。”

第四条：“小憩之后喝果汁，以滋血脉，此为养生第四。”

第五条：“申时，动而汗出，喊叫为乐，此为养生第五。”

第六条：“过午不食，去肥气而养胃气，此为养生第六。”

第七条：“临睡烫脚，温经络以升清气，清气升而不死。此为养生第七。”

第八条：“信佛而通达，通达而知足，知足而不恼，不恼而常乐，常乐而不病，故佛乃上工。此为养生第八。”

第九条：“独睡而养精气。精气足而长寿。房事每月一次足矣。此为养生第九。”

第十条：“人欲长生，肠要常清。逢月圆而清肠，冯污浊而去毒。此为养生第十。”

汪机(1463～1539)，字省之，号石山居士。安徽祁门人。幼习举子业，屡试不第。因母病究心医学，遂弃儒学医。父汪渭，字公望，当地名医，著述甚多，有《医学原理》13卷(1519)，《读素问钞》3卷、补遗1卷(1519)，《运气易览)(1519)、《伤寒选录》8卷、《补订脉诀刊误》2卷(1523)、《外科理例》8卷(1513）、《痘疹理辨》2卷(1531)、《针灸问对》3卷(1532)。编辑有戴原礼《推求师意》。生平治验由弟子陈桷(字惟宜)编成《石山医案》4卷(1519)。汪氏还编有《本草会编》20卷，已佚。

汪氏宗《内经》、《难经》，强调治病以调补气血为主，尤重理气。

在外科治疗中，强调“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应以补元气为主，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对外科发展有较大影响。

针灸上本《素》、《难》，认为针能治有余之病不能治不足之病；灸有补无泻，针有泻无补。

汪氏治病、效验着著，声名很高。

薛己(1487～1559)，字新甫，号立斋。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人。父薛铠，字良武，府学诸生，弘治中以明医征为太医院医士，以子已故赠院使。治疾多奇中，以儿科及外科见长。薛氏得家传，原为疡医，后以内科擅名。1506年，薛已补为太医院院士；1511年，经外差初考考满，升任吏目；1514年，升御医；1519年，任南京太医院院判；1530年，以奉政大夫南京太医院院使致仕。薛己离职后，不辞辛苦，常远到嘉兴、四明、下堡、横金等处行医。薛氏勤于著述。

薛氏著述大致有三类，一类是他自己的著述，有《内科摘要》2卷，《妇科撮要》2卷，《过庭新录》(一名《保婴金镜录》)1卷，《外科发挥》8卷，《外科新法》7卷，《外科枢要》4卷，《正体类要》2卷，《口齿类要》1卷，《疬疡机要》3卷，《外科经验方》1卷。《内科摘要》是我国第一次以内科命名学科及书名者。《疬疡机要》是麻风专著；《正体类要》是正骨科专书；《口齿类要》是口腔和喉科专著，都是现存最早的专科文献。

第二类是经他校注和增补的著作，有宋代陈自明《妇人良方大全》24卷、《外科精要》3卷；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3卷；宋代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1卷，王纶《明医杂著》6卷；倪维德《原机启微》3卷；薛铠《保婴撮要》20卷。薛氏校书，常附以己见和医案。如对《妇人大全良方》，增加候胎、疮疡两门，附有个人治验和方剂，对《原机启微》，也有增补。

第三类纯属校刊性质。有滑寿《十四经发挥》3卷，杜本《敖氏伤寒金镜录》1卷，徐用诚《本草发挥》4卷，陶华《痈疽神秘验方》1卷。

薛氏重视脾胃与肾命，主张人以脾胃为本，临证多用甘温益中、补土培元等法。

万全(1495～1580)，又名全仁，字事，号密斋。湖北罗田人。祖籍豫窜(今江西南昌市)。祖父杏城，以幼科闻名乡里。父菊轩，因兵荒定居罗田大河岸，以幼科名，“远近闻而颂之”。万氏因科举失意，乃矢志医学。

万氏广纳前人经验，继承家学，著书立说，撰有《保命歌括》35卷，《伤寒摘锦》2卷，《养生四要》3卷，《内科要决》3卷，《幼科发挥》4卷，《育婴秘诀》4卷，《痘疹心法》23卷、《片玉新书》5卷，《片玉疽疹》13卷，《广嗣纪要》16卷。合为《万密斋医书十种》，凡108卷，70余万字。此外，有手秒墨本10余种，现存有《万氏外科心法)、《酒病点点经》、《万氏秘传眼科》，并收集到刊本《痘疹歌括》和《幼科指南》。

万氏以儿科及妇科见称。儿科宗钱乙，重小儿护养和疾病预防，辨证强调四诊兼顾，治方重视脾胃。家传方中的牛黄清心丸、玉枢丹、安虫丸等，有良效，有些至今为临床习用。

高武，生卒年月不详，约生活于十六世纪。号梅孤，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喜读书，天文、律吕、兵法、骑射无不娴习。嘉靖间，中武举，以策干当路，因不合弃归。晚年研究医学，尤长针灸。著《针灸聚英》4卷(1529)，《针灸节要》3卷(1537)，《痘科正宗》4卷，还有《射学指南》、《律吕辨》、《发挥直指》等。

高氏为订正穴位，亲制针灸铜人模型三具，男、女、童子各一，在针灸史上针灸史上是少见的。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生于世医之家。祖父为铃医。父李言闻，字子郁，号月池，当地名医，曾封太医院吏目，著有《四诊发明》、《奇经八脉考》、《蕲艾传》、《人参传》、《痘疹证治》等。兄名果珍。李时珍14岁中秀才，三次赴武昌乡试未中，遂专志于医。李时珍博学多艺，乡试失利后，从理学家顾日岩处学过经学。上自经典，下及子史百家，靡不阅览，对理学有很深造诣。李时珍承家学，阅读医书，教授生徒，为贫民治病，多不取值。1548年，治愈富顾王朱厚之子，被聘为楚王府奉祠，掌管良医所，被荐为太医院判。

1552年，李时珍开始搜集材料，为编著《本草纲目》作准备。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以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为蓝本，集唐、宋诸家本草之精萃，益金、元、明各家药藉之不足、继承我国本草研究的传统，独辟蹊径，把本草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李时珍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很有特色，达到一个新水平。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改善了古代科学方法，积累了科学研究的新经验。李时珍成功地运用了观察和实验、比较和分类、分析和综合、批判继承和历史考证方法。

观察和试验是本草药研究的基本方法。李时珍对药物采用亲自采集、仔细观察，以得其真的方法，获得很大成功。分类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分类使药物研究体系化，关键还是如何确立分类的标准。李时珍打破本草学沿用已久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建立了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使分类体系更为科学化。

除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他还在陶弘景主治药分类法基础上，建立了更完善的百病主治药分类法，创立了药物归经分类法。

李时珍为弄清每味药物，提出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八项任务，这八项不是每味药全有，有的五项、六项不等。实际上是对每味药既作出系统分析，又进行了全面综合，而在分析基础上，又作了高度概括和综合。

批判继承和调查研究是李时珍研究的重要方法。他研究每味药，总是先参考诸家本草，考核诸家异同，用自己观察试验结果，加以参证：《本草经》中只载枸杞之名，未言明药用部位；《名医别录》指出根大寒，子微寒；《药性论》谓枸杞甘平、子、叶皆同，《本草衍义》说枸杞是梗皮，李时珍说：“窃谓枸杞：苗、叶，味苦甘而气凉；根，味淡气寒；子，味甘气平，气味既殊，则功用当别。此后人发前人未到之处也”。李时珍经过研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到之处”，这种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研究活动中。

李时珍躬亲实践，广泛向劳动人民学习，注意调查研究，是他又一重要研究方法。莶一药，众说纷坛，有谓似酸浆，有说为苍耳，有曰即地菘；李时珍经过广泛征询，聚诸草谛视，得出莶即猪膏母之确论，他从京师还，见车夫用旋复花治跌打损伤，遂肯定其益气续筋，补劳损之功。邻家小儿食积，偶取羊食之，归而大吐愈，李时珍因此首载此品种入本草。他从猎户口中知虎骨强志壮神之功能；从菜农处明确芸苔即油菜，从工人处学得防止采矿中毒之法，山人、渔翁、农夫、皮匠、猎户，都是他的老师，使他从调查研究中获益非浅。

历史考证方法是李时珍常用的科学方法。通过文献考柬，《本草纲目》中记载了来自天竺、大食、南洋、胡人、蕃人及由梵文、佛经中得到的医药知识。经过历史考证，指出“按《本经》胡麻亦名巨胜，《抱朴子》云，巨胜一名胡麻，以黄麻于及大藜子伪为胡麻，误而又误矣，不可不辨”。

李时珍主张人定胜天，通

徐春甫(1520～1596)，甫一作圃，字汝元，号东皋，又号思敏、思鹤。祁门(今安徽歙县)人，出身于诗书之家，父、祖俱业儒。早年攻举业，因苦学失养，体弱多疾，遂改攻医，师事当地医家汪宦。宦深研《内经》，针对王冰注，写有《医学质疑》一书。

徐氏著有《古今医统大全》100卷，《医门捷径》(又名《医学入门捷要六书》或《医学入门捷径六书》)6卷。《古今医统大全》中的《内经要旨》、《妇科心镜)、《螽斯广育》、《幼幼汇集》、《痘疹泄密》等，都曾单独印行。

徐氏居京师，任职太医院，治病以救人为先，是一位关心医德建设的医家。

徐氏是我国民间医药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的发起人和创办者，对推动医学发展，开展学术交流起着一定作用。

龚廷贤（1522～1619），一作应贤，字子才，号云林，明金溪霞澌龚家（今合市乡龚家）人，是江西省历史上十大名医之一。其父龚信，字瑞芝，号西园，精于医术，曾任明太医院医官，著有《古今医鉴》16卷，经廷贤整理刻行于世。

龚廷贤受家庭影响，从小爱好医学，虽曾习举子业，屡试不中，转而随父学医，继承祖业，以“良医济世，功同良相”自励。日间从事诊治，余暇攻读医书。既博考历代医书，自《内经》以下，莫不穷源究委；又善于总结继承家传诊疗实践经验，并虚心向别人学习，博采众家之长，贯通医理。经过长年累月的刻苦钻研及临床实践，至成年后，无论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都已精熟，尤擅长于儿科。

他临床诊治尊古而不拘泥，深明五脏症结之源，决生死多奇中。有一段时间，他在河南黄河流域行医。时值开封一带疫病流行（1586～1588年间），街头巷尾都有病人，症状为头疼身痛，憎寒壮热，头面颈项赤肿，咽喉肿痛，神智昏迷，俗名“大头瘟”。时医只知按古法医治，无效。龚廷贤根据病情，独具匠心，以自己的见解，开上二圣救苦丸（牙皂、大黄）药方，其效甚佳，医好很多垂危病人，名噪中原，被尚书荐为太医院吏目。

万历二十一年（1593），鲁王妃患膨胀病，腹大如鼓，左肋积块刺痛，坐卧不宁。经太医多方治疗，均不见效，生命垂危。召龚廷贤诊治，经诊脉开方，对症下药，终获痊愈。鲁王大喜，称之为国手，以千金酬谢，龚廷贤不受，乃命刻其所著《禁方》（即《鲁府禁方》）一书，又画其像以礼待之。皇帝特赐双龙“医林状元”匾额一块。

龚廷贤一生著述极丰，先后完成了《济世全书》8卷、《云林神彀》4卷、《万病回春》8卷、《寿世保元》10卷、《种杏仙方》4卷、《鲁府禁方》4卷、《医学入门万病衡要》6卷、《小儿推拿秘旨》3卷、《眼方外科神验全书》6卷、《本草炮制药性赋定衡》13卷，此外还有《秘授眼科百科全书》、《痘疹辨疑全录》等。其中《小儿推拿秘旨》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一部儿科推拿专著。 《万病回春》和《寿世保元》两书流传最广，它从理论上分析病理、症状和治法，并附有方剂，还有400味药性歌诀。17世纪中叶，他的学生戴曼公将其著作携入日本，美国国会图书馆也藏有《云林神彀》全书。其弟廷器，子守国、守宁，侄懋官皆以医知名，门生吴济民，亦得其传。

明代伤寒学家。字中行，号九山山人。安徽歙县人。他在《伤寒论条辨》一书中，着重阐释了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之源，并重新整理《伤寒论》条文，是为此后伤寒错简派之始（见伤寒学派）。

方有执自谓其天性鲁钝，“愚于儒且惮不能”，初亦未学医，后中年以两番因中伤风寒丧妻，五次以惊风殇子而发愤学医，于伤寒证治尤有心得。他认为《伤寒杂病论》集医道之大成，擅百世之宗师。而西晋王叔和重为编次时，已有所改移；及金代成无己作注，又多所窜改，致使习医者或以不全之书置而不习，或沿习二家之误弥失其真。故以20余年的时间，遍历于齐、鲁、川、陕等地,以访师求友,探究伤寒真谛。老而返家，“归田闭阁,考众李之殊同，返离异而订正。”八经寒暑,七易其稿,著成《伤寒论条辨》八卷,后附《本草钞》、《或问》、《痉书》各一卷。

方有执对《伤寒论》的重改修辑，采取整移删削的方法，进行了通盘的订正与编次。他将有关太阳病的条文分为一、二、三卷,阳明病与少阳病合为第四卷,太阴病,少阴病与厥阴病合为第五卷将有关湿病、风湿、杂病条文以及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诸篇，合为第六卷。认为 “辨痉湿病证” 篇尚可信，认为“辨脉法”与“平脉法”二篇中有部分原书内容,合为“辨脉法”,此为第七卷。认为汗吐下可与不可诸篇是王叔和自为编述，置为第八卷。全书中对太阳篇的改动最大。他认为风寒之邪，分别侵犯人体营卫。风则中卫，故将因卫中风而病的条文编为第一卷，伤寒伤营，故将因营伤寒而病和曾冠“伤寒”二字的条文编为第二卷；同时又将风寒同时侵犯营卫的条文编文第三卷。此即他所主张的外感风寒发病的三种类型。他对《伤寒论》条文的考订编次确有新意，增强了原文的系统性、条理性，尤其反映了他对伤寒病的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认识。后经喻嘉言的大力提倡，概括为“三纲鼎立”之说，和者竟起，形成了著名的伤寒学说中的错简重订派，促进和发展了伤寒学说。

杨济时(1522～1620)，字继洲。三衢(今浙江衢县)人。世医出身。祖父曾任职太医院。继洲幼业举，因厄于有司，由儒入医。嘉靖三十四年(1555)被选任侍医，隆庆三年(1568)进太医院圣济殿，直至万历，三朝任医官达46年。医迹遍及闽、苏、冀、鲁、豫、晋等地。在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基础上，博采众书，参以已验，编成《针灸大成》。

《针灸大成》为继《内经》、《甲乙经》、《铜人》之后，对针灸理论及临床又一次进行了总结。

杨氏具有丰富临证经验，学术主张很有特色。认为治病，针、灸与药缺一不可，杨氏重视经络学说，以之指导辨证取穴，提出“宁失其穴，勿失其经”，这样才能使“穴无不正，疾无不除”。在操作上，强调“巧妙玄机在指头”，重视补泻手法，将前人针刺14法概括为12字手法，即“爪切、指持、口温、进针、指循、爪摄、针对、指搓、指捻、指留、针摇和指拔”。后又简化为下针8法：揣、爪、搓、弹、格、扪、循、捻。杨氏倡透穴针刺法，介绍了烧山火、透天凉、苍龙摆尾、赤风摇头、龙虎交战、龙虎升降、马午补泻等手法。

张介宾(1563～1640)，字会卿，号景岳，又号通一子。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原籍四川绵竹，其先于明初军功世授绍兴卫指挥，迁浙江会稽。父张寿峰为定西侯客，14岁随父进京，学医于京畿名医金英(梦石)，得其传，青年时期未以医为业，从军。因无成就，返京师，专心子医术。张氏医名噪京师。“时人比之仲景、东垣”。

张氏早年崇丹溪阳有余阴不足之说，中年后，以《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为据，并受张元素影响，转而抨击丹溪，“医法东坦、立斋”。受王冰影响，并发挥说命门之火为元气，肾中之水为元精。无阴精之形，不足以载元气，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亦常不足之说，成为温补派主要人物之一。

张氏著有：《类经》32卷，《类经图翼》11卷，《附翼》4卷，《景岳全书》64卷，另有《质疑录》1卷，有人疑为伪托。

在诊断治疗思想上，张氏强调辨证论治、辨证求本。张氏提出二纲、六变之说，二纲指阴阳，六变指表里、虚实、寒热，抓住六变，才能掌握病本。张氏认为“诸病皆当治本”，治本是最重要的治疗。张氏提出的一些论点，如“药贵专精，尤宜勇敢”，“知邪正，权轻重”；“辨虚实”；议补泻；论逆从；活法探病；“不治之治”等，都是讲辨证施治的。

张氏临证经验丰富，提出不少有益见解。如关于命门学说的发挥，关于问诊的分析，关于煤气中毒及其预防方法的探讨，关于卒中与外感中风的辨别，关于急病的处理，关于精神心理治疗的作用，关于诈病的揭露等，都富有启迪。张介宾作为温补派主要人物，其功不可没；但过于强调温补，造成流弊，亦不可辞其咎。

傅青主（1607-1684），名傅山，字青竹，后改字青主，山西阳曲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医学家。著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等传世之作，在当时有“医圣”之名。

傅青主出生于医学世家，祖辈通晓医学。明末清初，连年战乱，致使疫病流行，民间缺医少药，死人难以计数。他亲睹了这样的悲惨情景，决心做一个治病救人的良医。由于他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又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经过几年的潜心研修，就精通了医理。在外出游历期间，他还向许多医家和懂医的道士学习，并广泛搜集药方，以医济世。他曾在太原三桥街设立“卫生馆”，医名远扬四方。傅青主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贫穷病人请他看病，哪怕是山高路远，他也立即出诊，而且不要酬金，还免费送药。

在傅青主留下的遗著中，尤以《傅青主女科》最为知名。《傅青主女科》是一部颇有建树的妇科专著，其内容体例及所用方药，与其它妇科书都大不相同。全书分为：带下、血崩、鬼胎、调经、种子、妊娠、小产、难产、正产、产后等。每一病分为几个类型，每一类型先有理论，后列方药。在论述中，先叙述一般人对这个病症的理解，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加以辨析。例如对血崩后昏晕的病例，作出如下辨析：“夫人有一时血崩，两目昏暗，昏晕在地，不醒人事者，人莫不为火盛动血也。然此火非实火，乃虚火耳”。

书中的方剂，大多由他自己创制。譬如，将带下病分为5种类型，脾虚湿重的用完带汤，肝经湿热的用加减逍遥散，肾火盛而脾虚形成下焦湿热的用易黄汤，肝经脾湿而下溢的用清肝止淋汤。纵观全书，书中主要抓住了肝、肾、脾的相互关系，对妇科疾病进行调治，处方较为切合临床实用，因而颇受后世医家推崇。傅青主以《傅青主女科》一书闻名于世，但实际上，他的医学造诣是很全面的，并非只精于妇科。故有“医圣”之称。

傅青主集文学家、书画家、医学家于一身，但他自己对医学方面的造诣更为看重。他曾对友人说：“吾书不如吾画，吾画不如吾医。”其实，傅青主的书法造诣极高，他为晋祠“齐年古柏”所作的“晋源之柏第一章”的书题，风格遒劲，气势磅礴，被誉为晋祠三绝之一。傅青主也很擅长绘画，他画的山水画“丘壑磊落，以骨胜”，画的墨竹也气势不凡。傅青主之所以称“吾书不如吾画，吾画不如吾医”，一方面当是对自己书法与绘画水平的自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对医学的偏重。

明朝末年，官场腐败丛生。傅青主为人正直，不愿阿谀权贵。他愤然放弃举业，专心研究学问，博览群书，终日手不释卷。1644年，明朝灭亡。傅青主信守民族气节，换上道士服，隐居在深山土穴之中，和母亲、儿子一起，过着坎樵采药的生活。外出时，他总是身穿朱红色的外衣，以示不忘“朱”明之意。他曾写过一副对联：“日上山红，赤县灵金三剑动；月来水白，真人心印一珠明。”此联首字为“日”、“月”，合为“明”字，表达了傅青主反清复明的思想。这副对联至今仍挂在晋祠云陶洞的洞门上。

傅青主与儿子傅眉感情深厚，令人感动。傅青主27岁时，其妻不幸去世。当时，他的儿子年仅5岁。他发誓不再娶妻，与儿子相依为命，艰苦度日。他时常与儿子同乘一车，外出采药卖药。晚上，父子二人围坐在灯下，父亲就为儿子讲授文学、医理。后来，傅眉也精通了文学和医学。在傅青主流离在外和隐居的生涯中，傅眉一直相伴在他的身边。在隐居晋祠期间，傅青主与傅眉都喜欢在晋祠的“齐年古柏”之下散步。傅青主为齐年古柏书写了“晋源之柏第一章”的题字，表达了他对古柏的喜爱。傅眉则写了一首《古柏歌》：“左柏右柏幽影寒，客子徘徊于其间；右柏左柏幽影淡

　　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1563－1640），又名张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明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景岳生于嘉靖四十二年，自幼聪颖，因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从小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典著作。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门客，素晓医理。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有机会学习《内经》。13岁时，随父到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青年时广游于豪门，结交贵族。当时上层社会盛行理学和道家思想。景岳闲余博览群书，思想多受其影响，通晓易理、天文、道学、音律、兵法之学，对医学领悟尤多。景岳性格豪放，可能受先祖以军功立世的激励，他壮岁从戎，参军幕府，游历北方，足迹及于榆关（今山海关）、凤城（今辽宁凤城县）和鸭绿江之南。当时北京异族兴起，辽西局势已不可为。数年戎马生涯无所成就，使景岳功名壮志“消磨殆尽”，而亲老家贫终使景岳尽弃功利之心，解甲归隐，潜心于医道，医技大进，名噪一时，被人们奉为仲景东垣再生。五十七岁时，返回南方，专心从事于临床诊疗，著书立说。崇祯十三年去世，终年78岁。

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学。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景岳在多年丰富临床实践中，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1486－1558），薛己身为明太医院使，主要为皇室王公等贵族诊病，病机多见虚损，故喜用补。景岳出身贵族，交游亦多豪门大贾，故法从薛氏，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张氏学说的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

张氏中年以后著书立说，著作首推《类经》，其编撰“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张景岳对《内经》研习近三十年，认为《内经》是医学至高经典，学医者必应学习。但《内经》“经文奥衍，研阅诚难”，确有注释的必要。《内经》自唐以来注述甚丰，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注》为最有影响的大家，但王氏未注《灵枢》，而各家注本颇多阐发未尽之处。《素问》《灵枢》两卷经文互有阐发之处，为求其便，“不容不类”。故景岳“遍索两经”，“尽易旧制”，从类分门，“然后合两为一，命曰《类经》。类之者，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通其义也。”《类经》分经文为十二类、若干节，根据相同的内容，拟定标题，题下分别纳入两经原文后详加注释，并指出王冰以来注释《内经》的各家不足之处，条理井然，便于查阅，其注颇多阐发。景岳思路开阔，对《内经》精研深刻，各家著作浏览甚广。《类经》集前人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见解，敢于破前人之说，理论上有创见，注释上有新鲜，编次上有特色，是学习《内经》重要的参考书。

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对《类经》一书中意义较深言不尽意之处，加图详解，再附翼说。《类经图翼》十一卷：对运气、阴阳五行、经络经穴、针灸操作等作图解说，讨论系统。《类经附翼》四卷，为探讨易理、古代音律与医理的关系，也有阐述其温补的学术思想之作，如《附翼·大宝论》《附翼·真阴论》等重要论文，也有部分针灸歌赋。

张景岳晚年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各科、方药针灸之大成，辑成《景岳全书

王肯堂（约1552～1638），字宇泰，一字损仲，号损庵，自号念西居士，江苏金坛人。祖父王皋，父王樵，均进士。王皋任过知府，迁山东按察副使，王樵官至刑部侍郎，右都御使。1579年，王肯堂乡试中举；1589年，中进士，同年选为翰林检讨，备员史馆4年。1592年授检讨，因上书抗御倭寇事，被诬以“浮躁”降职，引疾归，1606年，又补为南京行人司副；1612年，转任福建参政。

王肯堂曾授翰林院检付，参与国史编修，著有《尚书要旨》、《论语义府》等。由于朝廷不纳他的抗倭疏议，愤然称病辞职回乡，从此重操少时喜爱的医学。居家期间，他边疗民疾，边撰医书，曾成功的为一位眼窝边生毒瘤的患者行切除术，作过落耳再植术，“以惊驱惊”治愈一富家子弟因科举得中惊喜过度而得的精神病。他广泛收集历代医药文献，结合临床经验以10年时间编著成《六科准绳》。这是一部集明以前医学之大成的名著，书中对各种疾病的症候和治法叙述“博而不杂，详而又要”为历来医学家所推崇。阿魏化痞膏即是《六科准绳》中的经典名方。

王肯堂因母病志于医。1570年，妹濒死，经王氏治愈。由是延诊求方者，庭户常满。父王樵以为害举业，戒止之。罢归后，复肆力医学。王氏交游甚广，1579年秋，遇缪仲淳于白下（今南京），友谊颇笃。王氏与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有交往，探讨过历算。王氏兴越广泛，与郭澹论数纬，与董其昌论书画，与曾柏大师论参掸，对他改善知识结构，开展医学研究是有益的。

王肯堂著有《证治准绳》44卷，《医论》4卷，《医辨》4卷，《胤产全书》1卷，《医镜》，辑有《古代医统正脉全书》，含书44种，由吴勉学校刊，王氏所著《郁冈斋至麈》1602，为读书见闻扎记，有十之三、四为医学内容，并记述有他与利玛窦的交往，此外，还撰有《〈尚书〉要旨》、《〈论语〉义府》、《律例笺释》等。

王肯堂广泛收集历代医药文献，结合临床经验，以10年时间编著成《六科证治准绳》。这是一部集明以前医学大成的名著，书中对各种疾病的症候和治法叙述“博而不杂，详而又要”，为历来医家所推崇。还辑有《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著有《针灸准绳》、《医学正宗》、《念西笔尘》等，为祖国医药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吴昆〔1551～1620)，字山甫，号鹤皋，自号参黄子。安徽歙县人。出身儒门，祖父元昌、父之韬，“俱修德而隐者”。叔祖吴正伦，堂叔吴行简，俱当地名医，15岁考举人未中，“投举子笔，专岐黄业”。家藏医书颇丰。吴氏“日夕取诸家言遍读之”，随邑人余午亭习医，渐有成，余勉其出游。遍历三吴、江浙、荆襄、燕赵等地，师医道贤于己者，由是医学大进，兼之热心治病救人，声名很快传播开来。

吴氏著有《医方考》(1584)、《脉语》2卷(1584)、《黄帝内经素问吴注》24卷(1594)、《针方六集》6卷(1618)。另有《十三科证治》、《参黄论)、《药纂》、《砭考》，已佚。

《素问吴注》对《素问》进行疏解，先简述大意，再分段注释。取譬形象，说理透彻，密切联系临床，深受欢迎。

《医方考》系方书，按病证分24门，每门下收方若干首，共收方剂700余首。《脉语》阐述了取脉方法、三部九候、生理和病理脉象、妇女小儿脉象特点等。对太素脉持批判态度。明确规定了病案书写格式。《针方六解》强调针药并行。

缪希雍(1546～1627)。字仲淳，号慕台，原籍海虞(今江苏常热)，后迁金坛。父尚志，兄昌期以东林党祸毙于狱。缪氏牵连在东林党内，辗转逃避，移居金坛。缪氏性耿直，有豪气。曾师事司马大复，与不少名医来往。

著有《神农本草经疏》3卷(1625)，《先醒斋医学广笔记)3卷(1622)，尚有《续神农本草经疏》、《方药宜忌考》、《仲淳医案》、《本草单方》等。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由弟子丁长孺辑录，语简法备，切于实用，涉及内、外、妇、儿诸科，多有独到见解。其中吐血三要法，尤为后世重视，至今用于临床。

缪氏深究药物炮制，谓汤、散、膏、液、丸之作用不同。同为酒渍，有的须酒浸以助其力；有的须细锉，煮酒密封，渐收其效。同为丸药，面糊取其迟化直下焦，半夏南星以姜汁稀糊取其易化，炼蜜丸取其迟化气循经络，腊丸难化，意在迟取效。他还认为药物随土地变性，用药当详察。

缪氏斥五运六气之谬，非医学治病之书，无益于治疗。《祝医五则》则为医德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