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科学理论的建构都要借助于观察、实验、测量、调查、数学、逻辑、科学抽象、创造思维、建立假说和理论等科学研究方法体系。科学哲学认为，方法是学科体系中最深层、最本质的内容，它决定着学科的众多特点。中医学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独特的医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包括认识人体生命活动规律和疾病的方法，加工经验材料的方法，建立科学理论和检验科学理论的方法，叙述科学结果的方法等。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方法，是指相对于四诊、辨证、治法、针法、灸法等特殊科学方法而言的哲学方法和一般科学方法。中医理论建构的哲学方法即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一般科学方法通常分为经验性科学方法、理论性科学方法和横向学科方法三类。经验性科学方法是获取经验材料或科学事实的一般方法，如观察、实验、调查、测量方法等；理论性科学方法是对经验、事实进行思维加工，建立理论的一般方法，包括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类比等逻辑方法以及假说方法、思想实验、理想化方法等；横向学科方法是指由数学、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横向学科抽取出来的一般方法，如各种数学方法和系统方法、黑箱方法、反馈方法、信息方法等。中医理论建构最具特色的一般科学方法当是理性思维方法，它对经验性科学方法有制约作用。

1．司外揣内

司外揣内是指通过观察事物的外在表象来分析判断事物内在状况的认知方法，也称为以表知里。早在《灵枢·外揣》中就指出：“合而察之，切而验之，见而得之，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荡，若是则内外相袭，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应形。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是谓阴阳之极，天地之盖。”中医的元气论自然观和气化论生命观内在地规定了中医认识和研究人体在“象”的层次上，因而也决定了中医认识事物的方法为司外揣内。

《孟子·告子下》说：“有诸内必形诸外。 ”已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和现象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事物内在的变化，可通过某种方式在外部表现出来。故通过观察表象，可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内在的变化机理。如《灵枢·刺节真邪》说：“下有渐洳，上生苇蒲，此所以知形气之多少也。”即从苇蒲的繁茂与否，可以推断下面水土的肥瘠情况。中医理论关于人体生理病理的许多知识即以此为认知方法，藏象学说就以此为方法论的根基，借助于对外在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分析，来推知判断内在脏腑的功能特点。司外揣内是决定中医学本质特征的科学方法，有效地解决了中医学所把握的现象与状态的关系。中医学通过对生命现象的观察、辨认，形成感性认识，进而发现并归纳本质属性的生命状态与表现于外在现象的固定联系，形成概念，完成对“象 ”的研究，即司外揣内之“司外”的阶段。然后由概念展开判断、推理，进入“揣内”阶段。揣，本质上是由现象形成概念，进而展开为判断、推理的逻辑思维过程。所以，“司外揣内”是为实现认识人体的“现象一状态”层面生命规律而采取的手段和思维途径。

司外揣内的方法与现代控制论的黑箱方法有所相似。对于内部有着复杂联系而又不便打开逐项分析，或打开后可能干扰破坏原有状态的研究对象，特别是生命体的活动过程和变化，借助黑箱方法，通过对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常可测知该对象内部的大致联系及其变化规律。由于此法没有肢解对象和干扰破坏对象固有的各种联系，因此“失真”较少，可获得许多用白箱（还原分析）方法所无法获悉的信息。中医藏象学说之所以有许多超结构的联系，如“肾开窍于耳”、“肺主皮毛”等，究其原因即在于此。

由于司外揣内的方法是在

历史的回顾

中医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发祥远古，博大精深，有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据《史记》，黄帝时医术已相当发达。大将兼名医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酒”，能够“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至西周，医学已开始分科，政府对医疗卫生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年终要对医生实行医绩考核。春秋战国，中医学受益系统思维阴阳五行，逐渐形成体系。西汉时，医理和医术已呈百花争艳，各吐其香的局面。《汉书·艺文志》载，有医经7家，经方11家，计490卷之多。《黄帝内经》只是其中一家，后来成为中医学之大成典要。东汉《神农本草经》成书，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问世，标志中医临床医学走向成熟。三国以降，中医学各门类、各学派竞相独立发展，造就出众多大医家如璀璨群星，汇聚成一条奔流于世界东方的医学长河。至迟唐代，中医学术东传朝鲜日本，西经阿拉伯而进入欧洲。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和人类医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鸦片战争，英国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败了清政府，西方文化随之也猛烈冲击中国。自此，中医学便面临着西医学和西方科学的严峻挑战，并几次陷入灭顶之灾。“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的喊声至今不绝于耳。先是19世纪末有人提出“废医存药”的主张，后是1929年民国政府颁布了消灭中医的六项具体措施，还有20世纪50年代初原卫生部以“中医科学化”为招幌，实则剔除中医药的方针。但中医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终于顽强地生存下来，不仅没有覆没，到20世纪后叶反而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和欢迎，越来越发出耀眼的生命之光。在当今，中医已在全世界开花。

命运变迁说明了什么

中医百年沉浮，国人理当深思！

中医药面对西医和西方科学技术的巨大压力，之所以没有被淘汰，首先是因为它有明显的令人满意的疗效。不言而喻，任何医药如果没有疗效，就不可能流传下去。临床表明，中医药不仅呵护中华民族数千年，而且能够对众多现代疾病产生很好的治疗效果，尤其是功能性、神经性、综合性病症以及疑难杂症，疗效更为显著。即使当今难于治愈和病死率较高的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血压高、肝炎、糖尿病、艾滋病等，中医药也有明显效果。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肆虐，中医临床疗效远比西医为好，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

中医药在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中，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医学科学体系。其基础理论包括：阴阳五行学说、藏象经络理论、气血津液理论、病因病机理论、辨证论治理论、五运六气理论、药性归经理论等。千百年来，正是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中医药才能在临床上发挥出巨大的无可否认的治疗效果。

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药理论既然能够有效指导临床，就证明中医药是科学的医药知识体系。也正因为中医药有科学的理论，所以不仅能够治愈古代人的疾病，而且能够适应历史的变迁，有效地治疗现代人的新型疾病。

20世纪，发源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如狂飙天降，占领了全世界。中医药却屡经劫难而不衰，且大有日盛一日之势。这不光是因为中医药有疗效，还因为中医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在认识上完全是另外一个体系，其医理和效果为西医和西方现代科学所不能代替，不能解释，更不能超越。

如果中医药能够被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所取代，那么它也就失去了继续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中医药的元创性和独创性恰恰在于，它作为一种关于人之生命科学的知识体系，存在于西医和现代西方科学的视野之外。

从本质上说，中医和西医的根本不同在于，中医是以时间为本位的医学，西医是以空间为本位的医学。由是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

正是由于以时间为本位，自然整体地看待世界，中医药坚持“尽人（物）之性”和“赞天地之化育”的行为原则，拥有西医所不可替代的优点：

（1）诊治的整体性，以整体统摄局部；

（2）能够把握并针对病患的个别性、特异性处方；

（3）以神统形，形神合一，敬重人和生命本身；

（4）提倡治未病和自然疗法，主张养重于治；

（5）采用天然药物，讲求君臣佐使综合药性，尽量不伤正气；

（6）简便易行，花费低廉。

中医药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出发，将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精神活动与生理活动视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凸显神对形的统率作用，因而具有人文与科学相融合的特色。这是西医和西方科学在理论基础上所没有的。

中医学认为人乃万物之灵，最为宝贵，对人和人的生命必须敬重。敬重人就是敬重天道，这是中医学的起点。因此，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舍己救人，不问贵贱贫富，亲疏愚智，普同一等，成为大医精诚。

中医敬重人和人的生命，所以从不把病人看作消极被动有待处置的对象，而是看作有人格的能动的主体。诊治处方，一定与病人平等商量，为病人保守隐私，让病人了解病理病机，求得病人的配合。

中医强调，人从事社会活动，有思想感情，处于一定的社会和自然的生态环境，这些对于人的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因此，无论诊断和治疗，中医要求把病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因素考虑进去，指出过度的情志不仅会使气运失常，还可能造成器质上的损伤。而恢复和保持健康，则须要提高精神境界，协调人际关系，正确对待生活，使心情平和、恬静、愉悦，还要懂得防病养生的道理，杜绝不利治疗和健康的行为。所以，中医诊疗实行形神合一、以神统形的原则，而不把疾病和治疗看作纯系形体和技术之事。

中医学主张防重于治，注重养生。中医学的养生观博大高远，认为养生的动机和毅力应出自高尚的人生目的和社会责任感。养生的方法以心理卫生和心的调摄为首要，并要求将养自我、养他人、养万物统一起来，讲明此三者相互促进，相互为用。在中医学看来，个人的健康，人类的健康和万物的和谐发展是相需互依的整体。每一个人不仅要自己养生，还要帮助他人养生，还要保护生态环境，这样才能把精、气、神之养统一起来，才是完整的养生。

人是生物机体、心灵道德和审美求真的统一，是形和神的融会。现代医学已开始意识到，医学的职责应当从治病转换成治人。而中医学从来就是按照这样的思想为自己定位。

目前，尽管西医在全世界占统治地位，但以还原论、解剖学为基础的西医学越来越多地暴露出致命的缺点。1998年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对美国及其他22个发达国家的调查结果表明：因化学合成药物毒副作用导致死亡的人数，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依靠科学发明而制造的药物竟然成为人类的第四杀手，这不能不让世人震惊。

医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生命，可是现代医学所依据的方法本质上却是反自然、反生命的，它总是把复杂性当作简单性来处理，因此不能不陷入许多误区和死胡同。近年来，自然疗法，即不采用药物、手术等治疗手段的疗法已成为新兴的“第四医学”，受到广泛欢迎和关注。而中国传统气功正是一种理想的自然疗法，同时又是很好的养生方法。它把人与自然，心理与生理，道德修炼与治疗保健很好地统一起来。这就是世界“气功热”的原因。据悉，美国不少医科大学成立了“自然疗法系”，专门研究以中国气功为主的各种非药物疗法。

一些片面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的人，鉴于中医药理论与西方科学在形态上迥然不同，坚持不承认中医学是科学。他们的错误在于把产生于西方的科学当作衡量一切认识的标准，而不是把是否获得了理论形态的真理当作科学的标准。他们将科学方法绝对化，认为西方科学采用的方法是获取科学知识的唯一方法，中医学的方法与之不同，因而中医学不是科学。这就颠倒了科学方法为科学认识服务的关系，实际是以科学的非本质特征取代科学的本质特征。还有一些人，虽然承认中医药是“宝库”，但非要将这个“宝库”西化方心安理得。他们既不晓得这条路根本走不通，也不晓得中医的价值正在于中医不是西医。

21世纪，人类会更加关注生命，关注生态，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力求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要深入开掘时间。中国文化正是时间文化，中医学则是时间医学。生命与时间有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故中医学更接近生命的本质。而生命本质的揭示，必将带来对宇宙和本体实在的重新认识。可见，对中医学的突破，其意义远远不限于医学和生命科学本身。中医学是中国文化大树上开出的一朵奇葩，是中国文化基因在人之生命科学领域结出的瑰丽成果。因此，中医学的突破定将对整个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

中国文化，是人类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同样，中国传统科学，也是人类多元科学中的一元。中医学则是中国传统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学科。

两个层面，两种科学

中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西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形体层面。中医是时间科学，西医是空间科学，二者不能相互过渡，不可相互替代。

一代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 G. Jung，1875—1961）对《易经》和东方文明有着极深邃独到的研究和体悟。他曾写道：几年以前，当时的不列颠人类学会的会长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我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着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

荣格的这一英明论断是对“科学一元论”的重大冲击和挑战，而“科学一元论”的紧箍至今仍然紧锁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许多人坚信，发源于古希腊，自欧洲文艺复兴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科学，是人类的唯一科学，一切科学活动都必须按西方传统的模式进行。其实，这种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观念是错误的。

《周易》与先秦诸子开创的中国象科学，恰与西方成对称之势。西方的传统科学与哲学用分析方法和抽象方法所做出的本质与现象的分割，使世界至少分成了两个：一个是现象的世界，一个是本质和规律的世界。本质和规律虽然最终要通过现象世界显示它们的作用，但是它们似乎超离并高于现象世界，而且唯有它们代表并实现世界的秩序。因此，依西方传统观点，唯有现象背后的本质为理性垂顾，也为理性创造。而与之相对的现象世界，则排除在秩序和理性之外。

我们知道，现象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下运动变化的表现，如果对现象进行分割、抽象，到现象背后去寻找具有确定性、稳定性的本质和规律，那么这样的关注必定指向世界的“体”的方面，主要去研究事物的空间属性，并从空间的立场和角度来探察时间，规定和宰制时间。

十分明显，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最能显示时间的特性，确定性和不变性则更多地显示空间的特性。亚里士多德将确定性视为“实体”的核心，执意以确定性来率领和说明不确定性，充分表明他以空间为主的思维倾向。亚里士多德提出，各门学科都是在研究属于本门学科的特定种类的“实体”，哲学所研究的则是关于“实体”的全体。他的这一观点一直影响至今。

现在一些具有广泛方法论意义的横断学科，虽然不以特定种类的实体为对象，却是建立在多种实体的运动构成的基础之上。他们开始重视时间，但仍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将时间看作空间画面的连续。可见，空间实体概念集中体现了西方思维的主要特征，决定着他们各种认识活动的走向。

正是因此，可以把西方传统科学归为对“体”的认识，主要在空间存在和空间关系中，在依照空间需要对时间进行了限定之后，去寻找事物的运动规律。因此，他们所说的规律属于“体”的层面，而对于自然状态下的时间过程，西方传统科学则很少考虑。

中国的传统思维以时间为本位，偏重从自然生成的角度去理解各类具体事物。几千年来，将自然时间过程的规律作为研究和应用的主要课题。这就决定了中国人采用意象思维，在认识论上主张主客相融，着眼于事物的“象”的层面，认为现象本身即存在支配事物的规律而应当积极寻索。

象规律和体规律各占时空的一个侧面，具有对立互补的关系，如同波粒二象性那样，不能同时准确测定。在认识过程中，无论象科学还是体科学，为了建立自身，都必以相对牺牲对方为代价。二者适用量子力学奠基人玻尔的互补原理：当人们认识事物对立的这一方面时，就不能同时准确地认识事物的另一方面，因为这两个方面有互斥性；而这两个方面对于事物同样重要。中医与西医的关系正是这样。中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准确地把握了其现象层面的规律，即“波动性”规律，因而对其形体层面就不大清楚。西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形体层面，精确地把握了人体的组织结构和物质元素，相当于“粒子性”规律，因而对其现象层面就不大清楚，尤其在学理上，对个体差异性无能为力。

中医之所以不可能对人身形体层面十分清楚，是因为它要想准确地把握其现象层面的规律，就必须保持人身形体的完整性，保持人之生命的自然状态。一当它进入解剖和物质构成的分析领域，人之生命自然状态的现象就丧失了。反之，西医之所以不可能对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即自然整体层面十分清楚，正是因为它坚持从解剖和分析物质构成入手，这样就必定破坏生命的自然整体层面，因而不可能把握人之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

说到底，中医与西医是人身的时间方面与空间方面的关系。而时间与空间之间是共存关系，不是因果关系。

客观上，人之生命的形体构成层面与自然整体层面，整体对局部的决定作用与局部对整体的决定作用，相互联结得十分融洽，十分畅通，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在人认识过程中的互斥性，所以人不能同时准确观察这两个方面，于是也就不可能观察到这两个方面是如何联结。又由于它们是共存关系，不是因果关系，所以在认识上也就不可能从一个方面推导出另一个方面。这就是中医和西医不能相互过渡，不可相互替代的原因。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有某种程度的不完整的对应关系。寻找这种对应关系，无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临床实践上，无疑都有重要意义。要清醒的是，所能找到的对应关系永远是不完整不彻底的，沿着这一认识方向，决不能将人之生命的形体构成层面与自然整体层面完全沟通。

中国的观物取象

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不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有形的物质元素，更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类似“实体”的概念。道、易、气作为世界本原，既是生息万物之功能，又是无形无限之实在。

“象”范畴是经《易传》系统论述而严格确立起来的。意象思维和象范畴的形成，与中国古人在形体和功能现象之间更重视功能现象的思维倾向，密切相关。而在存在形式上，形体偏重空间，功能现象则偏重时间。这种思维倾向使先秦诸子，在探讨世界本原问题时，做出了与古希腊哲学家不同的解答。如老子提出“道”，《易传》崇尚“易”，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气”，等等。

这些范畴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没有形体形质。就是说，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不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有形的物质元素，更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类似“实体”的概念。道、易、气作为世界本原，既是生息万物之功能，又是无形无限之实在。

阴阳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被看作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而阴阳代表的是“象”，不是“体”。

《易传》说：“阴阳之义配日月。”（《系辞上》）意思是，昼为阳，夜为阴；日照为阳，背日为阴。《内经》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表明阴阳是一种性态表现。《素问》有一篇重要论文《阴阳应象大论》，其篇名即指明，阴阳属于“象”的范畴，而不属于形体形质。形体形质本身无所谓阴阳，唯当它们呈现出一定的功能、作用，发生一定的关系时，方具有阴阳的属性。五行也如是。阴阳和五行都是“象”不是“体”。

以《周易》和道家为代表的传统思维将对“象”的认识置于首位，由对“象”的认识带动和制导对“体”的认识，并以“象”的整体生化观为标准，对“体”的认识做价值判断。故曰：“以制器者，尚其象。”（《系辞上》）由是，在《易传》中形成了一套关于“象”的理论。《孙子兵法》《黄帝内经》等则是将这套“象”的认识论成功地应用于兵学和医学的典范。

象科学的要点与中医学

象科学是研究在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下事物运动规律的科学。中医学是依“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的原则形成的人身科学。中医学着重把人身看作一个自然之象的流程。这也就决定了中医学必定以自然地生活着的人为认识对象，属于象科学。

象科学的要点

以“体”为认识层面的思维，着眼于形体形质，偏向于空间和相对静止，因而必定主要依靠抽象方法和分析方法，将世界分成个别和一般、本质和现象两个对立部分，将事物之整体归结为其局部构成。这就决定了其认识方向，总是追寻事物的稳定性、确定性、唯一性，把复杂性还原为简单性。这样做，有无比优越之处，也有不可克服的局限。

以“象”为认识层面的思维，着眼于不断运动变化的事物现象，将重心放在自然的时间过程，因而必须主要依靠意象思维和综合方法，以抽象方法为辅助，视整体决定局部，不对世界进行个别和一般、本质和现象的分割，而在主客互动中寻找现象的规律。象科学不排斥对形体形质的考察，但以对“象”的认识统摄和提带对“体”的认识。

《系辞上》说：“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这是《易传》对“象数之学”的简要说明。“象数之学”就其认识论的意义也就是“象科学”。它强调以自然的时间过程为认识的重心。象科学特殊的认识领域，可以用老子的一句话来概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此“自然”不是界域概念，而是状态概念；不可解为与“人类社会”相对的“自然界”，而应解为自然而然，或自其然而然。所以，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自然”是指不受人为控制和人为设定的，向内外环境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过程。取法自然，也就是要求研究和循顺自然状态的时间规律。因此可以认定，象科学是研究在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下事物运动规律的科学。

事物在自然状态下会受到各种随机、偶然因素的推荡，具有复杂性、至变性的特点，但是它们并非纯然混乱，没有规律。寻找这种规律正是象科学的使命，故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系辞上》）须要明确的是：（1）象规律不能以控制性实验方法获得。即使对象能够被控制，也不得那样做，因为那样就失去了自然状态，不再是象科学所研究的对象。（2）许多象规律不能或难于用精确的数学公式表达，

中医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中西医之争延续了一百余年，尽管中医多次出现险情，岌岌可危，但西医终归没能代替中医，吃掉中医。相反，到了20世纪末，中医的生命力倒有大增之势。如果放开视野，我们会发现，以东方文化为底蕴的中医学不仅向现代医学提出了挑战，而且正在动摇着某些所谓正统的科学观念。

中西医结合引出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提倡“中西医结合”“西医学习中医”，还提出过“建立统一的新医学”的口号。半个世纪过去了，应当承认中西医结合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必须看到，这主要是在临床治疗方面，如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是卓有成效的实例之一。再如，采取西医诊断，中医配方，以及中药西制等，也是有益的尝试。这些都属临床和技术。而在理论方面却遇到了麻烦。西医讲解剖和化学分析，中医讲阴阳五行和气；西医讲细菌病毒，定位检测，中医讲八纲辨证，审证求因；西医讲药物化学合成，注重分子结构，中医讲天然药物归经，考究气味升沉。无论是以西医解读中医，还是以中医解读西医，都无法沟通。所以“建立统一的新医学”，目前只能是一种浪漫的幻想。

中医与西医相比照，在基础理论上，中医仍然没有脱离古代的传统，而西医则是近现代的产物。而且，西医与现代科学技术有着共同的基础和背景，能够及时地顺利地吸纳其最新成果，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而中医却不能或基本不能。

因此有不少人认为，中西医在学理上不能互相解读的原因在于中医根本不是科学，充其量只是一些经验，而且不是科学认知性质的经验，只能算是一种“文化现象”。依据是，科学只有一个，就是西方科学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因此，与其相符合的就是科学，不相符合的就不是科学。

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不能令人心服。对中医学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医绝不仅仅是一些技艺的堆积，也绝不是零散经验的集装箱。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辨证论治，理法方药，是一套相当严密的理论体系。

两千多年来，中医临床就是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救死扶伤，为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至今日，对于人类的凶恶杀手——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艾滋病、糖尿病、肝炎以及其他多种新出现的疑难病、现代病（如城市综合征）等，中医以辨证施治也取得了令人刮目的疗效，表明中医具有高度的普适性和广远的发展前景。试想，如果中医只有经验而没有理论，就不可能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展至今，更不可能对上述众多新出现的难病做出如此快速有效的反应。单就中医独家发现而西医至今莫名其妙的经络而言，对认识人体以至一切生命现象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而依经络理论施行的针灸，对很多西医难治或不治之症可以产生神奇的临床效果，且经济简便，无副作用。这难道是只有“经验”“技术”，没有“科学”“理论”的“文化现象”所能解释的么？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尽管中医学能指导临床，取得疗效，但由于与西医学有本质性的差异，难以与现代科学技术接轨，因而被排除在科学殿堂之外，如果这种做法被视为当然，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科学作为体系或科学形态有没有多样性？

科学观的误区

科学是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无数次的临床实践证明，中医学确实以范畴、定理、定律的形式把握了人体生命的某些真理、规律，是普遍的，重复有效的。从这个实际出发，没有理由否认中医学是科学。

那些不承认中医是科学的人们，是被成就辉煌、威震寰宇的西方现代科学蒙住了眼睛，在科学观上陷入了误区。他们把产生于西方的近现代科学当作衡量一切认识的标准，而不是把是否获得了理论形态的真理当作认识的标准，从而犯了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的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将使科学僵化、狭隘化，实际是把西方科学取得的成就变成限制科学发展的锁链。

这里有两个界限应当划清，一是要把科学和科学的具体形态区别开，一是要把科学和科学方法区别开。就科学的形态而言，从历史上看，有古代、近代、现代之分。不可因为古代科学具有朴素性，就不承认是科学。试想，二百年后再回眸今天，所谓现代科学也不过是小学生的作业而已。关键是，要看它是否具备了科学的基本要素，是不是推进了对世界真实性、规律性的认识，有没有向前发展的生命力。

另外，必须承认科学，包括基础自然科学，有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认识取向。世界是复杂的，即使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也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层面性和可能性。这就决定了人类的科学学说可能而且应当产生众多的大大小小的流派和风格。即使在同一学科内，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哪一家，无论产生在什么地方，只要它以理论的形式揭示了世界某一方面的本质和规律，就应当承认它属于科学的范畴，而不应当以任何理由加以排斥。

至于科学方法则完全是为科学认识服务的，是从属于科学的。如果以是否采用了某种科学方法来判定是不是科学，那就是本末倒置，以客压主。西方近代以来，物理学和化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于是造成了一种模糊观念，似乎任何科学都必须与近代物理学化学的方法联系在一起。没有采用它们的方法，如控制边界条件的实验方法、数学方法、逻辑方法等，就不是科学。有人甚至由此引申出一系列更加具体的规则、条件和特征，来框定科学，实际上是以某一特殊领域的特殊认识活动来替代或限制所有的认识活动。西方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如汉森、库恩等人，也否认科学方法规则的绝对性、永恒性，认为构成科学合理性的规则会随时间和文化而改变。

依照关系决定论和辩证哲学，事物的属性取决于事物之间建立何种对立统一关系。事物之间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事物就会相应显示什么样的属性。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证明，科学的具体形态，包括科学采用的方法和科学认识的结果，归根结底由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建立何种耦合关系来决定。由于世界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可能性，认识对象究竟呈现给人什么性质和特征，与认识主体所应用的概念体系，参照系和认识手段有密切关系。所以，认识主体选取的认识层面不同，主体与客体确立的关系不同，认识主体采用的科学方法就会相应不同，其所产生的知识体系也会有相应不同的形态。

因此，那种认为对同一世界、同一客体只能产生一种形态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中西医学既有本质差别，同时又都是关于人身生命的科学知识体系。产生这种“奇异”现象的根源就在这里。

很多人以“科学无国界”为理由，否认在西方科学之外还有别的科学，认为科学只能是一元的。这是个大误会。对“科学无国界”说，应有正确理解：科学可以直接用来发展生产，帮助人们适应和改善自然环境而不涉及民族情感，所以在传播和应用上比较容易被各国各民族接受。而且，你可以研究，我也可以研究。仅此而已。

科学认识的目的是获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这一点是统一的，不变的。但是，科学认识的走向却受到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和制约。所谓文化传统包括思维方式、哲学、宗教、伦理、美学等。因此，自然科学从来就离不开人文学术。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地域，会造就不同的科学家和形态各异的科学史。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并峙分流，就是有力的证明。

科学的两个源，两个流

面对茫茫宇宙，中国人着眼于时间的流动和延续，把对时间的体察看得重于对空间的度量。中国人尊重和热爱生命，推己及物，视天地万物为有生命的存在，视自然界为生命的不断的演育过程。中国人立足于自然的整体。自然整体是生命的基本特征，自然整体和生命的主要存在形式是时间。而时间一维且不可分割，故重视生命和着眼时间又加强了中国人的自然整体观念。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生命整体的内部以及生命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相需互依、和谐严整的联系。对这些联系的破坏，将意味着生命的完结和时间的中断。因此，中国人推崇天人合一的心境和处事原则，主张人心合于天心，自我融入宇宙，泯除主客对立，反对因人欲的膨胀而损害宇宙生命包括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对待人和万物，道家提倡“任性”，儒家主张“尽性”，做法虽有不同，但都是希望其天赋本性能够自由、充分、全面地展现。人和万物在同一时间之舟中共存共荣，这是中国人至高的生命伦理观。

自然整体观和广义生命观促使中国人着重事物的功能和关系。功能支配形体，是生命之本。没有了功能就失去了生命，形体也随之散解，所以功能重于形体。而功能又通过一定的关系得以显示，并受关系的制约。由关系组成的结构和结构关系的协调，是维系整体的前提。中国人认为，对于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最重要的关系是阴阳，阴阳关系最主要的体现是四时和雌雄。在四时、五材（才）和五方的基础上又创立了五行系统，五行的反馈自调机制被视作维持一般整体平衡的功能结构模型。

功能有其承担者，结构关系的实现也有其介质，但它们往往看不见摸不到，它们是无形之虚。然而它们是真实的本根存在，且是决定宇宙生命的关键所在。中国人将它们一律称作“气”，认为事物的自然整体功能反应和各种自然整体关系正是通过“气韵”“气象”而显现出来。事物之间各种自然整体关系的法则称作“数”，对“象”和“数”的研究就成为中国人认识天地万物的切入和关注层面。

中国人有向内的思维趋向。长期以来，通过体验、直觉和自我调控，对心性即精神做了大量研究。心学成为中国重要的传统学术。它不仅包括道德修养，行气健身，而且涉及人与世界的关系。

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基本观念，决定了中国人创建医学和认识其他事物时，偏重综合而不是分析，直觉而不是归纳，取象比类而不是公理推演，自然整体观察而不是封闭性实验。注重研究的是万物的自然生成、演化和持续，而不是其物质构成和在空间中的展开。

因此，中医学最大

中国人视阴阳为万物本根，妙化之源。阴阳昭示了一种与西方哲学不同的宇宙观，并代表了一条中国特有的认识路线。

物质与运动的关系要重新定位

为了论证以阴阳为基本范畴的宇宙观和认识论，须要从头即从物质与运动的关系说起。

西方科学哲学，也是当今在中国居统治地位的哲学，将世界分为物质和运动这样两个最为根本的方面，强调世界是物质的世界，运动系物质在运动。就物质与运动的关系，可归纳为两个基本要点：1.物质和运动从不分离。2.运动是物质固有的属性。物质是体，运动是用；物质是本，运动是末。物质在运动中展示，运动不过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现代科学所说的信息虽然不等于物质本身，但仍然是物质运动的产物，是物质运动的一种方式。

基于以上看法，那么认识世界不外是认识运动与物质的统一，而统一的基础在于物质。就是说，认识世界归根结底是要认识运动着的物质，或物质如何运动。即使现代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其实质仍然是以运动着的物质作为理论的出发点，所谓复杂系统和复杂性运动仍然是以现实存在的物质结构为基础，只不过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极大的横向综合性和高度的抽象概括性。

这里所说的物质，是标示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存在于人的感觉之外，可以直接或间接被人的感觉器官所感知。故物质作为客观实在总是处于与人的感觉并立相外的位置。

物质存在的这一基本性质决定了，它的具体存在方式必定是有形、有限的，同时它首先是一种空间存在，以空间性质为主、为本，以时间性质为次、为从。因为人的感觉器官的感知能力只能把握有形有限的事物。而一切有形体、有界限的存在，必定是空间性质占优势的存在，否则就不可能具有相对稳定的形体和界限而被人的感觉器官所感知。西方科学哲学着眼于世界的实体，视世界统一于物质，所以在观察世界时以空间为本位。或者也可以说，西方学者在观察世界时以空间为本位，故将物质实体视作世界统一的基础。

纵观古今，西方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与上述哲学观念始终是相应的。不可否认，这其中包含了真理性，并且在人类认识史上确实创造了辉煌。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上述关于物质与运动关系的看法不过是一种认识路线的产物，是不完善的，存在偏颇和缺失。

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哲学没有充分估计运动和运动所形成的关系的独立意义。

世界的确存在物质和运动两个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融合在一起，不可分离，以致没有真正的分界。比如就原子之间的化合与分解而言，原子是物质存在，化合与分解是原子的运动。然而，原子自身也充满运动，由质子、中子、电子之间的运动关系所构成。由此推出去，无不如是。因此，物质和运动的区分仅具有相对意义，不能简单地认为运动是物质的“属性”，物质派生运动。事实上，物质与运动既相融不分，又各具独立意义，可以说它们互为“属性”，处在相互派生之中。

运动的独立性还表现在，具体的物质存在是有限的，而由运动交织成的关系和联系是无限的。

物质是一抽象概念。实际中存在的物质，都是有具体性质的个体化的实物或物理场，无不具有自己的时空边界。但是，这些具体的物质存在在运动过程中，必定会与其他物质存在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即是运动的显示，运动的过程和体现。它们以自然整体的方式存在，没有时空界限，构成一个永恒变化着的杂错交织的整体运动关系之网。这个“网”是无限的，不可切割的，如果硬加切割，则会破坏宇宙整体运动联系的本来面目。

毫无疑问，这个宇宙运动关系之网与构成宇宙的所有物质存在之间，是相互应合的。但是，由于运动关系的复杂交错，彼此影响，它们与各有时空边界的具体物质存在不可能保持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们作为无限的运动关系之网，实质系宇宙的整体层面。这个无限宇宙的整体层面相对于各有时空边界的具体物质存在，自然具有了巨大的独立性和特殊的规律性，不为各具体的物质存在自身所固有。

我们知道，每一具体的物质存在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物质系统。该物质系统作为一个本始的整体，除了其物质构成之外，应当包括它自身在自然状态下固有的全部内部联系和与宇宙运动关系之网发生的所有外部联系。而这些物质系统在自然状态下的所有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就是该系统的自然整体层面，它们都属于宇宙运动关系之网的一部分。物质系统的复杂程度越高，其整体层面的独立性和特殊规律就越是不能用其组成部分和物质构成来说明，而各个物质系统的自然整体层面与宇宙运动关系之网是连为一体的。

可见，实际中存在的物质与运动的关系，显示为无数有一定时空边界的个体物质存在与无限整体的宇宙运动关系之网的关系。物质和运动是宇宙中同时共存、又各具独立和特殊意义的两个实在的层面。这两个层面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推动，相互决定，而绝不是仅由一方（物质）派生另一方（运动）。所谓物质进化，物质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正是在宇宙运动关系之网的作用和制导下实现的，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运动关系中方能实现。

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第73章）

“天网”，即“天之道”，也就是宇宙运动关系之网。它究竟由什么来承载，通过什么来实现，在这里可以不具体讨论，因为运动和物质存在相融而不可分，运动是物质和其他一切实在（元气）的存在方式，物质和其他一切实在（元气）也是运动的存在方式。总之，运动和一切实在，“天网”和万物，虽各有自己的独立意义，但不是各占不同空间的两个东西。这里要辨明的是，运动和一切实在不过是宇宙存在的两面：从物质的角度看，宇宙由无数具体有限的个体实在所组成；从运动的角度看，它显示为无限不可分割的宇宙关系之网。

表面看起来，“天网”性虚，物质性实。天网不像物质那样有形可见，有体可察，但它无所不通，无所不及，无不包容。正是由它推展流形大化，运变万物生神。它虽然性虚，却并非无迹。天网之迹，其实就是万物在自然状态下变化着的现象。运动的自然呈现，就是现象。现象显示运动过程，它将一切运动关系物化、形化。所有交叉错综的运动关系都会通过现象综合地昭显出来，储存起来，发挥效能。现象即宇宙万物的自然整体层面，系各物质系统表里内外、上下左右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反应和反映。现象的丰富性、变动性、随机偶然性，等等，正是根源于运动关系的复杂性、无限性和不确定性。现象就是“天网”的作用和明鉴。

现象作为宇宙万物的自然整体层面，绝不仅仅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物质实体的外在表现，更不是什么片面的、零碎的，其本身就有自己的规律和本体存在的独立意义，对宇宙演化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现象的实质，也就是运动和运动所形成的宇宙关系之网。

阴阳是“天网”中起决定作用的关系

由于宇宙分为物质存在和运动关系之网两大对立层面，二者在存在方式上具有互斥性，一为无量之有时空界限的个体，一为统一之无时空界限的“天网”，因而认识就不可能同时以这两个层面为出发点，而必定或者以物质实体为本位来把握世界，或者以运动关系之网为本位来把握世界。这样就形成了对世界认识的两种选择。西方传统的认识论属于前者，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属于后者。

认识层面的特点与认识方法的特点是相互对应的。

物质实体层面，其具体存在是有边界的个别事物。对这样的事物，根本上须要从相对静止的角度去观察，才能对它们的存在和变化做出明晰的刻画。而从相对静止的角度去看事物，人们看到的是整体由部分组成，部分决定整体。因此，对它们的认识就要从实体构成上去进行。于是，切割分解的方法，还原的方法势必成为基本的方法。对整体和过程的把握则须在分解还原的基础上来完成。

“天网”层面，其具体存在是各种运动过程和由它们所形成的无时空界限的极端复杂的整体联系。对这样的运动关系网，根本上必须从动态的角度去观察，才能对它们的存在和过程加以把握。而“天网”的呈现就是自然状态下的现象，故把握“天网”就要在自然的运动过程中观察现象。现象作为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是不容分割的，而在自然整体状态下观察现象，事物演进呈现整体产生和决定部分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握宇宙运动关系之网的本质和规律，实际就是要通过现象找出“天网”中那些起规定性、制导性作用的关系。正是那些“不争而善胜”，“不召而自来”，无所不及，无不包容的关系，推动事物演进，使整体产生和决定部分。

由于对宇宙存在层面的选择不同，西方人以物质实体作为认识世界的最基本的概念，而中国人以天道——天网作为认识世界的最基本的概念。西方人在物质实体中找到了原子、粒子，而中国人在天道——天网中发现了阴阳、五行。西方科学以物质原子为万物之本，中国科学则以天道阴阳为万物之本。

众所周知，阴阳不代表任何物质实体，是指某种运动状态及其所形成的关系。而这种状态和关系源于日、月、地三者的交错运动：

阴阳之义配日月。（《易传·系辞上》）

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

阴阳系日月。（《灵枢·阴阳系日月》）

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素问·阴阳应象》）

受日照射为阳，受月照射为阴。天之影响为阳，地之影响为阴。日月往还，天地动静，就生出了阴阳交替。“神明”即指阴阳，阴阳成为规定天地万物运动变化最根本的规律，系世间一切妙化之源。

阴阳在大地上的本始表现即昼夜、四时。昼为阳，夜为阴；春夏为阳，秋冬为阴。这一过程直接显示为明暗、寒热的交替。明暗、寒热系阴阳的基本性态。从此基本性态出发，则引申出动静、进退、出入、升降、内外、显隐、伸收等动态关系，分属于阴阳两范畴。继而再将刚柔、水火、雌雄、仁义、南北、东西等的功能趋向赋予阴阳的属性。“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同上）凡与水火相类的

百余年来，中医学面对西学东渐的严峻形势，历经千难万险，在西医和现代科技，特别是西方科学观念的强大压力下，几次濒危却没有覆没，到20世纪末叶反而发出耀眼的生命之光，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所喜爱。这一历史的变迁无疑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

存在的复杂性与科学的多元性

一提起科学，人们可能立即想起古希腊，然后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再后是近现代物理学的惊人发展。近代物理学，从17世纪伽利略的落体定律到20世纪的量子场论、广义相对论，直至计算物理学的兴起，的确成就辉煌，而且带动了一系列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向高处攀升。

然而不幸的是，在人类认识史上，若某种学理或主义取得了大成就，其意义和应用范围就会被夸大。这是人类意识的通病。在这个“通病”的推动下，西方物理学及其方法被一些人奉若神明，尊为衡量一切科学的标准。凡是与西方近代物理学发生冲突的概念，凡是用物理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一概斥之为伪科学和虚幻。封闭的实验方法、数学方法、逻辑方法作为近代物理学的主要方法，谁不采用或暂时没有采用，谁就被排除于科学的理念之外。

许多人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上述观点来看待中医学，来对中西医加以比较。人们不会忘记，1929年，民国政府由于盲目崇信西洋科学，曾明令取缔和废止中医。20世纪50年代以后，毛泽东提倡“中西医结合”，中医药被提到“宝库”的地位。但认为中医“有技术无科学”“有经验无理论”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天空。毛泽东主张：科学原理“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我们要西医学中医。”“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以西方近现代科学（包括西医学）为准绳研究、判定和同化中医中药，就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西医结合”所走过的道路。

“中西医结合”背后的尖锐矛盾

“中西医结合”的途径概括起来说就是，临床治疗采取西医诊断，中药配方，或西法（药）中法（药）并用；对中药进行化学分析，然后提取“有效成分”，进行西制；寻找中医之“证”与西医之“病”的对应关系，等等。至于中医学的一套理论，由于根本不能与西方生物医学相融，因而继续被一些人拒之于科学的大门之外。所以“结合”的结果主要是扩大了西医的药源，而中医学则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一百年前“废医存药”的命运。

事实上，中医学使我们遇到一个尖锐的矛盾：一方面，中医学不仅能够解决大量临床问题，包括当前人类面临的许多新的疾病，而且有辨证论治的系统理论。正是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中医展开临床治疗并取得疗效。另一方面，用现代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医学的概念却难于理解中医理论和中医疗效。那么，我们是应当固守既有的科学观念否定中医的科学地位呢，还是应当尊重事实，重新审视既有的科学观念呢？窃以为应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存在的本质是实体还是关系

宇宙在时空上是无限的。即使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其存在的形态即存在的运动形式，在层面性、多样性、可能性上也是无限的。而事物究竟显示什么样的性质，取决于它自身内部及与周围环境保持何种关系。关系乃是一切性质和事物存在的基础。是关系决定事物如何形成，如何存在，不是“实体”决定事物如何构成，如何变化，因为一切有形事物，都以关系为其缘起和存在形式。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事物；正是关系的多样性和变动性，决定了事物的多样性和变动性，而关系的形成又具有无限多的可能性。

西方自古希腊至近代，起主要作用的是实体本体论。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实体”概念，认为实体是独立自存的，它不依赖于任何其他存在，而其他一切存在却依赖于它而存在。实体自身永远保持不变，但它是一切事物生成变化的基础，一切属性的承担者。

17~18世纪，经典力学取得了巨大成功，于是机械论的物质实体概念大为盛行。笛卡儿、洛克、霍布斯等人认为，具有广延的“形体”是独立实体。笛卡儿强调物质的唯一基本特征是广延，广延实体即物质实体。洛克将物体的性质分为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第一性的质包括结实、广延、动力、质量、形状等；第二性的质是指使他物发生变化的能力，以及在人体感官上产生颜色、声音、嗅味、冷热、软硬等感觉的能力。第二性的质为第一性的质所派生。洛克等认为，关于第一性的质的感觉反映物体本身的性质，而对第二性的质的感觉则与物体本身的性质完全不相似，因为它们受了感觉主体的影响，不属于客体本身。

随着力学的发展和原子论的复兴，“物质”概念被定义为“第一性的质”的承担者。视物质实体为第一性的质与其承担者即原子的总和。普遍认为，物质实体是一切存在物体的本质。广延、质量、形状、动量等第一性的质是物体自身固有的属性。

19世纪自然科学有许多新的突破，机械论的物质实体概念受到冲击。认为物质实体具有某种固定形态或结构的观点被科学事实所摧毁，但是物质实体是世界万物多样性统一的基础和一切属性承担者的观念，直到今天仍然牢固地存在；尤其在众多自然科学工作者中间，更是广泛地起着主导作用。

然而20世纪中期以后，一些西方科学和哲学家开始从实体本体论向关系本体论转移。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表明：长度、形状、位置、动量、时间间隔等所谓第一性的质，其实和第二性的质一样，也不为物质所“固有”，同样依赖于主体所具有的“认识条件”。参照系或测量仪器不同，则客体会显示不同的性质。第一性的质原来也具有相对相关性，也是关系的表现，受关系制约。就是说，主体和客体建立什么样的耦合关系，就会得出什么样的相应的认识结果。于是，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的界限被打破了。而作为关系质，它们又都是真实的、可靠的。可见，那种固定不变、独立自存而又成为一切属性承担者的“实体”，并不存在。

为什么科学会有差异性

任何事物既然都是一种关系存在，那么它向人呈现出的性质与状态，自然也由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其建立的关系来决定。应当清醒地看到，正是在这种具体的主客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出相应的认识方法和认识结果。

由于现实世界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可能性，认识对象究竟提供给人什么样的信息，或者说，人究竟能从认识对象那里获取何种信息，与认识主体的选择，即所应用的概念体系、参照系统和认识方法有密切关系，由此也就规定了所产生的知识体系会有何种形态。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存在的复杂性至少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存在的运动有不同的形式，属于不同领域，具有不等的复杂程度和不同特点，不能混淆，不能相互替代；二是同一存在的运动领域，或同一运动形式，也有无限多的层面，因而对其认识也是无限的。

对于第一个方面，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已给了极为明晰而深刻的回答。（见《自然辩证法》“物质的运动形态”）依恩格斯，物质运动因所含关系不同而分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人类社会运动等五大类。从前至后依序一类比一类高级。高级运动形态是由低级运动形态演进而来，高级运动形态包含低级运动形态，但不能归结为即还原为低级运动形态。就是说，各类不同的关系形成了不同的运动形态，其特殊性不容抹杀。

尽管高级的运动形态同时还产生其他的运动形态：化学作用没有温度变化和电的变化是不可能的，有机的生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副次形态的存在，并不能把所考察的每一个情况下的主要形态的本质包括无遗。因为高级运动形态所包含的关系，比其所产生的副次运动形态的关系更为复杂。例如，终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与大脑中的化学运动和各种粒子的变化一一对应起来，然而这仍然不能把思维的本质揭示完全。

由此表明，在高级的运动形态中，必定包括低级的运动形态作为基础组成部分。但是高级运动形态还有自身独具的特殊内容，为低级运动形态所不具备，所不能企及。

因此，对不同的运动形态，在认识方法上，有共同性，也必须有差异性、特殊性。还原论是不能说明高级运动形态的全部本质的，尤其是标示高级运动形态所在等级的特殊本质，还原论则给放弃了。以这样的认识来审视那种处处事事唯物理学的概念与方法是从的做法，实际是否认了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复杂性，尤其否认了生命现象更为高级的特殊内容，是以某一特殊领域里的特殊认识活动替代或限制所有的认识活动。

对于第二个方面，人们似乎还比较生疏。但从理论上分析并不难理解。正如前面所述，既要承认同一认识领域（对象）在层面性和可能性上是无限的，同时也要承认，认识主体的不同选择会产生不同的认识方法和认识结果。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科学，包括基础自然科学，可能出现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认识取向。即使在同一学科内，也会形成不同的认知方法和不同的知识体系。如果认为，对同一领域（对象）只能产生一种形态的科学知识体系，那实际上是否认了事物存在层面的多样性和认识取向的多种可能性。这与世界具有无限性和复杂性的观点相悖。中医西医同以人的生命为研究和调控对象，却形成了迥然相异的两套人体模型和诊疗方式，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归根结底，科学知识体系的特征和相应的认识方法取决于认识对象属于哪一种运动形态，取决于主体与客体建立何种样的关系。这二者是相互交叉的。而运动形态的不同，即认识客体的特殊性，决定了科学学科的分类，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主客体耦合关系的多种可能，认识主体多样性的选择，则决定了科学与文化的多元，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医学与西医学等，各为一元。

总之，主客

中医哲学本质上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道、儒哲学（包括易学）在医学领域的运用。看起来好像十分单纯，没有什么独立意义，故历来不被哲学家和近代医家重视。

可是，回顾百余年来，西学横扫世界，中医却始终屹立，近更灿然振兴，蔚成一大奇观。细细品味，不禁使人惊醒，原来许多科学和哲学观念上的重大突破正要从这里开始，而中医学的健康发展也必须与中医哲学的再认识同步。许多从西学看起来不可理解，类似丑小鸭的东西，其实正是中医和中医哲学元创性的表现。

如何看待中医学与中国哲学的特殊关系

凡是多少接触过一点中医理论的人都会知道，中医学有很强的哲学性，甚至有人主张将中医学视为一种哲学。这突出地表现在阴阳、五行和气的理论上。它们既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同时又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两千多年来，它们支撑中医学术的发展，使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终于成长为一个内容极为丰富，不仅有明显疗效，而且具有自己独特优点的庞大医学体系。

在阴阳五行和气的理论中，充分体现着中国传统深层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又通过这些理论，深深地渗透到整个中医学术体系的各个方面。而那些深刻的内容集中地凝聚在《周易》和老庄的著作里，所论“天下随时”（《随·彖》），“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立象尽意”（《系辞上》）这三项原则，正是中国认识论的精华。因此，唯有懂得了它们，才能真正把握中医学的活的灵魂。隋唐时代的大医药学家孙思邈尝言：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所说极是。

?中医学至今仍与哲学相贯

在西学思想充斥一切学术和教育领域的现时代，如果不弄通并确然相信中医学的科学道理和价值，就不能真正理解和确认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即科学思维；引而申之，也不可能全面和准确理解中国的人文精神。很明显，中医学是中国传统科学的代表，不承认中医学是科学，就不可能承认中国有自己的科学传统；不承认中国有自己的科学传统，自然不可能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找到有独立价值的认识论；即使勉强找到了一点儿，也是一些或真或假与西方认识论相似的东西。由于中医学与中国哲学之间有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特殊关系，所以如果仅仅承认中国有自己的科学传统，却不认真研究中医学的方法和理论基础，那也难于弄清楚中国传统认识论的实质。

从古至今，中医学与哲学有特别紧密的关系，甚至有些内容相互交错，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事实。

众所周知，科学与哲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什么科学，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某学的导引和约制。在这一点上，东方和西方，过去和现在，概莫能外。而且，古代西方与东方一样，也曾有过哲学与原始科学混融在一起的时期。但是后来，西方的各门具体科学陆续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从此与哲学泾渭分明，在理论和概念上不再纠缠不清。

应当说，中国古代的哲学与科学也走过从混融到逐步分离的过程。至迟到西周，医学已成为独立的知识系统。但是中医学至今仍保留着阴阳五行而与哲学相贯，这一点与西医和西方科学却很不相同。有人据此认为，中医学始终没有摆脱古代的朴素性，仍然停留在前科学的阶段。中医学要现代化，要成为科学，就必须与哲学彻底分离，甩掉那些哲学范畴。

这种主张看上去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是一概以西方学术为标准而忽略了中医学和中国哲学的特点。

?二者均以自然整体观为基础

概略地说，中国哲学是时间哲学，或自然整体哲学；中医学是时间医学，或自然整体医学。中国哲学和中医学所坚持的整体是完全的本始的整体，是自然的演生的（时间的）整体，故特称自然整体。（西医构建的是合成—空间整体。）这样的整体有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全息。意思是，整体的每一局部都含有整体的全部信息。基于这种观点，中国哲学和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小宇宙，人身上的基本特性与生出人的天地宇宙有对应关系，可以相互参照。

关于这一点，张介宾说：“人身小天地，真无一毫之相间矣。今夫天地之理具乎易，而身心之理独不具乎易乎？矧天地之易，外易也；身心之易，内易也。……医之为道，身心之易也，医而不易，其何以行之哉？”（《类经附翼·医易义》）“易”指《周易》之易，即变易及变易之理。天地之易与身心之易有一致性，所以可以也应当运用天地之易来行医道。天人相应、医易相通，并不是由于中医学和中国哲学朴素、幼稚，而是因为它们建立在自然整体观的基础之上，是自然整体观引出的结果。如果不是建立在自然整体观的基础之上，其哲学之理与具体科学之理也不可能如此相通。

自然的整体观强调整体决定局部，部分由整体生出，因而主张从整体看局部，又称“以大观小”。这样做，就是把事物放在整体的联系之中加以观察，从而能够揭示事物内外的整体关系。由于是自然的整体观，即时间演生的整体观，所以把事物放在整体的联系之中加以观察，就是放在天地宇宙大化流行的联系之中加以观察。对于医学来说，医家看人，不仅把人本身看作一个整体，强调人之整体对人之局部起决定作用，首先更要把人和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强调人是天地宇宙的一个部分，为天地所生，为天地所养，无论从发生还是从生化的角度，天地对人都保有决定作用，故人之整体要受天地整体的制约，人与天地有应合关系。

这就是说，坚持自然整体观的中医学，其基本的出发点是以天地宇宙的视角来体察人的生命过程。因此，为了揭示人与天地万物的整体联系，说明人身内外如何受到宇宙大环境的决定和影响，就必须运用一些整体性哲学的范畴居高临下地来考察人的生命过程。然后以此为导向，再进一步研究人之生命各项具体的生理病理规律，以及它们与各种天然食物、天然药物的关系。而阴阳五行理论对天地万物进行整体归类，就体现了从天地整体看万物局部的原则。

《内经》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王冰注：“阴阳与万类生杀变化，犹然在于人身，同相参合，故治病之道，必先求之。”所求病之本，指人身之阴阳，而人身之阴阳又是天地之阴阳在人身中的贯彻。《内经》强调，人身病之本，以及人身生命之本，与天地相通，受天地决定，必须以天地运化的大视野来加以观察和考定。这段经文和注文充分体现了中医自然整体观“以大观小”的原则。

应当看到，阴阳五行一类的哲学范畴概括的是天地万物，所以具有极大的普遍性，但它们与西方哲学范畴不同，它们的功能不在于代表某种严格固定的高度抽象的共性，而是以某种具体的动态性能为标准为某类事物规定了一个范围。凡具有该种具体的动态性能的事物就以其自身之全部归属于那一类。

?二者关系不同于西医与西方哲学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是自然整体哲学，同时也是“象哲学”。它不仅强调现象的本体意义，而且用意象思维，即“立象尽意”的方法，而不是抽象方法来构建它的范畴。所以中国哲学的范畴是意象范畴，而不是抽象范畴。哲学“象”范畴也有极大的概括性，但不是通过高度抽象，而是依据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具体关系来建立其范畴，从而获得概括性。如五行是按照与四时（细分为五时）的感应关系来规定属木、属火、属土、属金、属水五大范畴。因此，木性、火性、土性、金性、水性五大范畴既具有极大的概括性、广普性，同时又不超离现象，而就在现象之中，不过是现象的归类。阴阳和“气”也有同样的性质，它们既具有普遍性，同时又是感性的实在。

基于此，阴阳五行一类的哲学范畴不仅适用于天地大宇宙，同时也适用于人身小宇宙。由于它们所规定的是某种具体的动态性能，所以它们无论应用于天地大宇宙，还是人身小宇宙，都能说明一定的具体关系。而且，由于是整体划分和归类，凡具有该种具体的动态性能的事物就以其自身之全部归属于那一类，因此，被归属的那些具体事物的特殊性自然也都被容纳到该范畴之中。

这样，就使得阴阳五行一类的哲学范畴具有了两重性：一方面，它们有能力概括天地万物，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因而无愧为哲学范畴；另一方面，当它们运用于具体事物时，它们又有可能容纳和显示该种具体事物的特殊关系，成为关于该种具体事物之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种两重性，通过阴阳五行范畴，又可以将那些具体事物与天地整体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对事物自然整体的观察。而中医学是象科学，它研究的是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的规律，也就是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所以中医学与阴阳五行一类的整体性哲学范畴相衔接，就成为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了。

西方传统哲学和西医学的整体观是空间整体观。由于着眼空间，所以强调整体的合成性，可分解性，强调整体由部分构成，部分决定整体。于是形成从部分看整体的思维模式，或可称之为“以小观大”。这样，充分认识每一个整体，就被归结为充分认识整体的每一个组成部分。西医认识人体，就是走的这样一条路线。沿着这样的认识路线，科学分科，包括西医学的分科就越来越细，而与天地宇宙的整体联系也就越来越远（除宇宙学）。它们需要的是，用对象的构成部分来说明对象，而不大关心包容对象的更大整体乃至天地对该对象的影响。所以西方科学，包括西医学，虽然在思维方式上与西方哲学一脉相通，但在具体内容和范畴上，则各归各类，无须搭界。

西方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当然也可以应用于具体事物。但是这种范畴无论应用到什么地方，都只代表一种严格固定的内容极为空疏的抽象共性，而不涉及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它寓于特殊，但自身中绝不含容特殊，所以不能说明实际事物的任何具体特性和具体规律。这就是说，任何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只能通过自己来说明自己，而丝毫不能借助哲学。这是抽象思维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方哲学与具体科学各自独立、分离的实际表现。

由上可见，自古以来中医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特殊紧密的关系并不是缺点，而是自然整体医学的特点。这就像汉

百余年来对中医学的捆绑，理论上主要根源于唯物论哲学，而唯物论属于还原论。现代科学和中医学的理论与实践已证明，物质并非宇宙的本原和唯一实在，关系存在要比物质实体更为本始，更为丰富。“证”为病“象”，所标示的是人之生命系统的自然整体关系，其内涵和所藏信息远大于生命系统的物质构成，并对其有统摄作用。辨证论治不细究因果关系，却把握并合理处置了全部相关因果关系。中医之“证”和“象”，不能还原为西医之“体”，二者属于在认识上永远不能沟通的两个层面。中医之“证”，是独立的能够自成体系的科学领域。

问题的提出

自19世纪西医传入中国，中西医之争一直延续至今。对中医的批评比较有学术意义的，归纳起来大概有两个方面：

（1）中医辨证论治不能说明发病和治愈的物质依据；

（2）中医理论没有建立起明晰的因果关系。

因此，中医学不符合科学规范。应当承认，这两项指责切中“要害”。中医学从根本上说来，的确与西方科学体系的要求“格格不入”。

可是，几千年来中医不可取代的良好疗效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出疑问，所谓西方科学标准是不是人类认识世界获得真理的唯一通道？

中国大陆现在最通行最熟悉的认识论就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种哲学源于西方，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比较一致。历经百余年，各类对中医持有异议的学人，包括20世纪众多知名国学大师，20世纪将中医打入“伪科学”的“反伪”斗士，以及积极支持中医，但主张以现代科学发掘、整理、提高（实际是改造）中医，使中医“科学化”的各级官员、学科带头人，所有他们对中医的批评或希冀，不管自觉或不自觉，其理论的根基其实都出自唯物论的宇宙观和认识论。

唯物论和还原论的局限与缺失

那么唯物论是不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不可超越的哲学？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老实说，即使根据唯物论的现代认识论原理，回答亦应当是否定的。

因为世界是无限的，认识没有止境，而唯物论不过是西方文明曾经流行过的宇宙观之一。现代科学，量子物理学、生命科学、广义心理学、信息科学、系统和复杂性科学等所揭示的许多事实与结论，不断在向唯物论提出挑战，证明唯物论作为西方科学还原论的理论基础，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唯物论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

它与牛顿力学有较好的适应，与现代的物理学、生命科学、思维科学、心理学、信息学、控制论以及其他整体性、复杂性科学则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

面对20世纪人类科学的最伟大发现，如量子力学、基因遗传学、控制论等，苏联的众多官方哲学家和科学家，曾以其违背唯物论而一一加以反对、批判和讨伐，但后来又不得不一一点头承认和接纳。这一反复也深深波及中国大陆，须要我们做深刻反省。如此巨大的历史教训，不能仅仅停留在科学技术层面，必须深入到哲学层面。

万物本原不能归结为“物质”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物质与能量可以相互转化，物质可看作“封闭的能量”，能量可以生出物质。在物质和能量之外，信息不仅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且对万物的生成与演化，尤其是反馈系统，具有不可缺少的特殊作用。一般认为，物质、能量、信息是世界构成的并列的三大要素。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这三大要素的背后，更深层的存在是关系。以上大体是以空间为本位看世界。

如果以时间为本位看世界，那么世界的本原是“元气”。“元气”与物质有本质区别，它“细无内，大无外”，其呈现是“象”，显示的是万物的自然整体层面。元气分化出关系而发挥作用，它传递信息，妙化万物，与有形之物相互转化。

“客观存在”不仅是“物质”

把“物质”定义为“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不确切。唯物论属于还原论，它把一切事物还原到物质这个组分“原点”上。“客观实在”可以包括现象、过程、关系、整体和所有历史上发生过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等等，但这些不应属于“物质”概念。物质一定与实体相联系，其形态结构不固定，但一定表现为某种形态的实体，否则就丧失了物质概念的本来意义。

因此，“物质”本身是具有还原性的概念。唯物论要求寻找一切事物的“物质根据”，以此为认识的最终目标，认为这个事物的“本始组分”能够说明一切，故唯物论的认识论属于还原论。还原论有积极意义，也有不可克服的局限。

唯物论不承认知识的主观性

这一点明显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相冲突，也与对心理、情感、美和许多复杂性、整体性事物的认识不符。事实上，人的一切认识都无例外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主体因素，因为人不能离开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来认识世界。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表明：长度、形状、位置、动量、时间间隔等所谓第一性的质，其实和第二性的质一样，也不为物质所“固有”，同样依赖于主体所具有的“认识条件”。参照系或测量仪器不同，则客体会显示不同的性质。第一性的质原来也具有相对相关性，受关系制约。就是说，主体和客体建立什么样的耦合关系，就会得出什么样的相应的认识结果。而作为关系质，它们又都是真实的、可靠的。

唯物论不理解随机和偶然

唯物论属于还原论，认为还原到最后的物质组分及其关系，就能说明一切，因此在根本上不理解、不承认有随机和偶然，将偶然性限制为必然性的交叉，为必然性开路。这与微观世界、宇宙大爆炸理论、精神现象和众多复杂性过程不符。

事实要求我们，必须承认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偶然性具有独立的意义与作用。

“物质”决定“精神”不准确

物论对精神和心灵现象的解释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唯物论将一切精神现象归结为某种物质的属性，强调物质产生并决定精神，这一结论片面、不准确。

在思维和高级心理过程中，想不想？想什么？怎么想？不是由大脑神经细胞的物质决定，而是由“思维主体”——“我”决定。对于思维内容和思维过程，思维主体之“我”有主动权和自由权。大脑细胞的物质却会服从思维主体之“我”的带动，依随思维内容和思维过程做相应运动，提供必要的支持。

唯物论引导人们物质利益至上

在价值观上，唯物论贬低或不承认真善美和自由的精神追求对人类的至上意义，将人的本质归结为对物质财富和权力的追求与斗争，将人类征服和践踏自然以满足物质欲望视为天经地义。

唯物论根本否认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积极意义，鼓励和促使人们丧失一切敬畏之心。这些观点与做法是十分有害的，其极端的表现就是阶级斗争论的历史观、国家观和文化观，已走入反人类、反社会的深渊。

唯物论不懂天人合一、主客相融

唯物论只承认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的文化路线和认识途径，不承认、不懂得天人合一、主客相融也是一条有无限前景的人类必要的文化路线和认识途径。中华传统文化，包括科学（如中医学）、哲学，主要是建立在后者基础之上。因此，将唯物论绝对化，乃是正确理解、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科学与文化的最大理论障碍。

在中医学问题上，尤其要划清整体论与还原论、元气论与物质论的界限，对它们的区别与关系要有清醒和全面的认识。

还原论的实质是用低级的运动和存在形式去解释高级的运动和存在形式，用简单的组分的运动和存在形式说明复杂的整体的运动和存在形式，认为将高级的复杂的存在物还原为低级的简单的存在物，找到事物最基本的组合单元，就是找到了事物的本质。

还原论对于揭示事物的运动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有积极作用，但在还原过程中却将事物所在等级的特殊本质和复杂性、整体性舍弃了，破坏了。

然而实际存在的情况是，由于一切高级的运动形态皆建立在低级运动形态基础之上，而越是高级的运动形态，最终使其形成的复杂关系越是不稳定；越是低级的运动形态，则越是与相对稳定的有形的物质存在，如分子、原子具有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因此，坚持以物质为宇宙万物的本原，认一切运动都不过是物质的属性和存在方式，就必定走分解、还原的道路，把高级的运动形态归结为低级的运动形态，把找到事物变化的物质实体根据，作为科学认识的最终目标。

可见，唯物论将无限变化、无限丰富的宇宙的实质归结为运动着的物质和物质的运动，正是一种还原论、简化论的宇宙观。这与多元、复杂的宇宙本来面目，并不相符。以这种观点来认识作为高级运动形式的生命，来要求和衡量生命科学和医学，显然是狭隘的，有害的。

唯物论和唯心论尽管结论相反，但有共同的初始前提，就是同以主客对立的方式对待认识对象；而中医学的哲学和中医学的认识方法，却是从主客相融、天人合一出发。所以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道、气、阴阳等，既不是唯心论，也不是唯物论，而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认识成果。

道、气、阴阳所要揭示的，不是天地万物作为已然存在的实体性、空间性本原，而是它们之所以产生并能神妙运化的根源。因此，对道、气、阴阳的追踪是为说明天地万物在时间流变中的演化过程与机理，而不是像唯物论或唯心论那样，找寻它们最终的、最本始的实体构成。

中医经络藏象之象，指人之生命在正常情况下自然地显露于外的状态，而医家对其进行以表知里、以我知彼、自外揣内式的研讨，于是形成经络藏象理论。“证”则是生病时人之生命所呈之象，是自然状态下生命异常的整体机能反应。

可见，藏象之象和辨证之证，都属于人身生命的自然整体、即原本最高整体层面。而象（证）与物质则分属于生命的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都是人身生命的组成部分，都对生命的性质和变化产生决定作用。

因此，那种否定对象（证）的认识也属科学的做法，不仅是一种狭隘的偏见，而且没有看到，象（证）所标示的人之生命的自然整体层面高于并统摄生命的物质构成层面。

现象大于并高于内在本质

中医所说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种基本证候及其包容的各种具体证候，即六经辨证、藏府经络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所涉及的

此处所谈有关认识论的四个方面，既是中医哲学的贡献，同时也是易学哲学的贡献。它们为建立“象”科学，特别是“象”生命科学提供了方向和方法。

开启世界认识的“象”层面

前面已经反复说明，中国传统认识着意研究的是天地万物自然存在的状态，即现象，古人称其为“象”，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揭示现象的规律，而不是现象背后的抽象共性的规律。

《易传》说：“见乃谓之象。”（《系辞上》）指明象就是万物的自然呈现。又说：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

可见，《周易》所“观”所“取”，都是事物自然之现象，将这些现象原样拿来加以概括，总结出八卦之象与辞，作为通达天地万物变化规律的工具。这就是所谓“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

八卦实际是将天地万象归为八个大类，每一大类划定一个范围，而将天地万象依自身属性原样分别纳入八个划定的范围之中。每一大类（卦）的规定性，由代表该类之卦象标示。这样的概括归类，对原物之象没有任何伤害和减损，保持了原样。故八卦对天地万象的概括，不是抽象，是意象—概括却不离象，概括的结果也以具有概括性的象来表达，即八卦之象。依此原则揭示的关系与道理，即为象层面的规律。

《内经》以阴阳为天地之道，万物之本。同样，阴阳直接与现象相对应，是不损害、不脱离象的概括，所揭示的是现象本身的规律，同时作为规律还以“象”的形式呈现。《素问·五运行大论》说：

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

这段论述十分重要，它指出了象层面规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象规律既具有普遍性，同时其每一个具体显示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个体性，因为它们是在象层面发挥作用，而象层面极具复杂性和多变性。阴阳作为天地之道，其关系会生出无穷变化和无量结构，本质上皆不离阴阳。但若单纯以逻辑推演（“数推”），既不可能穷尽，也不可能如实、准确、全面地把握它们。因为，每一个现实存在的阴阳关系结构，都是丰富具体的、特殊个别的、生动变化的。它们是现象层面的存在，必须直接面对，做到具体地实际地“观”和“取”，才能真正把握（“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就是说，阴阳对应的是现象，属于复杂性范畴。阴阳的确具有最深广的普遍性，但不可将其做简单化、抽象化处理，不可仅仅依靠逻辑推演来认识。那样做，就会舍弃很多象本身的要素与关系，就会破坏阴阳之“象”的品格。

象，作为事物的自然呈现，其每一个侧面、每一个要素都是该事物自身内部及与外环境之天地万物全部复杂关系相互作用的某种特殊产物和反应，蕴涵着无限多的关系和碰撞，故“象”是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而一切人工合成的整体及分解后又重新组合的整体，其内外关系的自然性已被破坏，其关系的无限已变为有限，故与自然之整体有本质性的差异，不可相提并论。所谓“象科学”，就是要在尊重、保持事物之无限复杂的自然整体关系的前提下，寻找事物的运动规律，亦即自然状态下现象层面的规律。因此，只要把握了“象规律”，也就把握了形成该“象”的全部无限多的复杂关系。此即所谓“以简御繁”。

象，作为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无疑是世界成为现实存在的重要层面。在越是复杂高级的领域，其对事物的作用和意义就越是重大。而我们就生活在现象当中。所以，对现象本身的认识应当成为人类认识世界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中医藏象学说和辨证论治理论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和路径，通过对生理病理之“象”的把握，来揭示人的生命结构和诊疗规律，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医学体系。因此，可以称其为“象医学”。

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还原论局限日显，系统论和复杂性科学问世。而世界上最原初的系统，最复杂的事物，其实正是还原论刻意要破坏、要舍弃的“现象”，也就是《周易》和中医哲学所要观、取的“象”。至今，复杂性科学建立的重要观念和理论，如混沌（含蝴蝶效应）、自组织、涌现、非线性、分形以及路径依赖、隐喻说明等，都已属于现象或接近现象层面。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复杂性科学与中国象科学有不少交汇点。

但是，复杂性科学是从还原论科学走出来的，尽管是一种本质性的超越，仍不可避免地与还原论科学存在某种联系。而中国象科学没有还原论的原始经历和痕迹，其出发点就是以时间演进和自然整体为本位。这是两者的不同之处。应当看到，中国象科学与现代复杂性科学，各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

就传统认识而言，西方的大智慧在于，有条件地成功地将复杂性做了简单性处理，提出了实体概念，在简单性和可以做简单性处理的领域，取得了并将继续取得辉煌成就。而中国的大智慧在于，尊重原始的复杂性，在原则上保持原始复杂性的状态下，发现了天地之道和众多规律，为象科学开创了通路。中西方在传统认识上，属于世界的两个不同层面。

确认“象”的整体结构及形成

由于复杂性科学的历史原因，它对世界复杂性的探讨总是从某一局部领域或某一特定方面开始，然后向外延伸推广，以致具有某种普遍性。例如曼德尔布罗特提出的分形理论，是几何学领域的突破，从平滑几何过渡到自然形体，由考察云彩、山岭、海岸线、树木等的形状得出分形理论。之后，局部与整体具有自相似性，且有无限嵌套精细结构这一分形概念，又被推演到众多领域。

《周易》和中医哲学对“象”的复杂性的把握则不是这样。由于是从自然时间过程出发，放眼世界整体，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天地万物。可以说，天地万物作为一个大统一整体，乃是《周易》和中医哲学认识世界的起点。

前引《易传·系辞下》的话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可见古圣发明八卦之理，是纵览天地万物之象而获得。八卦代表统摄整个世界的八种自然物及其性象功能，是可观世界作为一个大自然整体的结构模型。而八卦同时又是古人分别认识和理解万事万物的始基，用以推演天地万象的六十四卦，就是由八卦化生而成。在八卦和六十四卦中，最重要的是乾坤二卦。乾代表天，坤代表地，万事万物都是由天地所生所化。故《易传·系辞上》说：“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内经》沿《周易》之路前行，对《周易》的认知方式进行了理论概括，并加以发展，提出了“天地气交，万物由之”的重要思想，将其贯彻到全部中医学理论的建构之中。《素问·六微旨大论》写道：

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气交。帝曰：何谓气交？岐伯曰：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故曰：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此之谓也。

张介宾注：“本者，天之六气，风寒暑湿火燥是也。位者，地之六步，木火土金水火是也。言天者求之本，谓求六气之盛衰，而上可知也。言地者求之位，谓求六步之终始，而下可知也。人在天地之中，故求之于气交，则安危亦可知矣。”“上者谓天，天气下降。下者谓地，地气上升。一升一降，则气交于中也，而人居之。而生化变易，则无非气交之使然。”“枢，枢机也。居阴阳升降之中，是为天枢，故天枢之义，当以中字为解。中之上，天气主之。中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即中之位也。而形气之相感，上下之相临，皆中宫应之而为之市，故人气从之，万物由之，变化于兹乎见矣。”（《类经·运气类九》）

《内经》提出，万物的发生在天地“气交之中”。这里是人与万物存在之所，也是一切生化变易的根源。人与万物如何得以出生？为何有“生长壮老已”之终始？又为何或健或病，或顺或逆？原来皆取决于气交，皆可在天地气交中找到原因。故天地气交这个“象”之最大的整体结构，应当成为认识的起点和重点。

天之六气，可以三阴三阳划分。地之六步，可以五行终始统领，而五行也是阴阳的延展。总体说来，天气属阳，地气属阴，天地气交，是为最大的阴阳结构。所谓“皆中宫应之而为之市”，就是天地阴阳二气在天地之中处互换交合，从而化生万物。由于天地气交实质上是周期往来变化的最大的关系场，也可谓人和万物存在于其中的最大的有稳定动静节律的时间场，这就决定了由天地气交所生之物，其整体也都具有阴阳结构。

综观上述，我们可以称中国传统的做法为“大自然整体观”，称现代复杂性科学的做法为“局域性整体观”。

如果以现代复杂性科学的概念表述，天地气交之中，乃人类生存最大最复杂的环境系统。天地气交之生化变易，则是这个大环境系统“自组织”的“涌现”。而阴阳合和，正是其自组织和涌现过程的基本结构与运行规律。人和万物由是而生而化，因此也都禀赋了阴阳结构和阴阳法则。而相对于人和万物的“自组织”，天地气交的作用和影响又成了“他组织”。《内经》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不仅人和万物的生成并具有阴阳结构取决于天地气交，其生成之后，一方面固然有了相对独立的本系统的“自组织”，另一方面天地气交这个“他组织”的影响作用，也决不可忽视，必须给予充分的估量。现代复杂性科学也认为，他组织的作用对于事物的变化和演进，的确常会具有决定意义。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二”可以对应“天地”，“三”可以“天地气交”为解。“冲气以为和”，说的是天地及万物的阴阳二气的合和关系与作用。可是为什么说“万物负阴而抱阳”？愚以为，说“负”和“抱”并非为分别前（抱）和后（负）。若为分前后，则应说“负阳而抱阴”，因腹为阴，背为阳。而分前后在这里也没有意义。老子说负和抱的意